新現實：杜拉克談新政治、新經濟、新社會、新世界觀(軟精裝)

＜內容簡介＞

這是一本供決策者和有志成為決策者的人閱讀的書；內容涉及相當廣泛的主題，包括全面討論日本、西歐、俄羅斯和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的政府、社會和經濟議題。本書也討論技術對武器與國防的影響、對政府的功能與限制的影響，以及對學校與學習的影響。作者彼得‧杜拉克在本書中並沒有聚焦於明日要做什麼，而是在深思默想明日的同時，聚焦於今日該做什麼。他就像一位智慧而又滿懷關切的老人，再次用他宏觀的視野和淵博的知識，為我們剖析了今日所處時代的前世今生，並指出了那些「已經發生的未來」，讓我們更加明前行的方向。

★本書特色：

彼得‧杜拉克在三十多年前所提供的種種遠見，已逐漸實現，構成了我們今天面對的「新現實」。

★目錄：

總序 向一位跨世紀的大師致敬　許士軍　
總序 功能正常的社會和博雅管理　邵明路　
導讀 另一個「歷史分水嶺」是否已悄然來到？　顧忠華

再版前言
前言

第一部 政治現實
第1章　時代分水嶺
第2章　消失的社會拯救
第3章　羅斯福美國願景的終結
第4章　俄羅斯帝國消逝後
第5章　軍備效果適得其反
第二部 政府與政治程序
第6章　政府的局限性
第7章　新多元主義
第8章　提防魅力：對政治領袖的要求已改變
第三部 經濟、生態與經濟學
第9章　 跨國經濟與跨國生態
第10章　經濟發展的矛盾
第11章　徘徊在十字路口的經濟學
第四部 知識型社會
第12章　後商業社會
第13章　兩種反主流文化
第14章　以資訊為基礎的組織
第15章　作為社會功能與博雅技藝的管理
第16章　轉變中的知識基礎
結語 從分析到感知：新世界觀

＜作者簡介＞

彼得‧杜拉克　Peter F. Drucker
彼得‧杜拉克生長於一個文化環境優越的家庭，薰陶於猶太–基督教信仰傳統。1937 年移居美國，2002 年6 月20 日榮獲美國「總統自由勳章」。
　　
杜拉克一生好學、敏思、善察、能析；筆耕不輟，以逾40 部著作享譽世界；治學精進、不拘框條，觸類旁通、不落窠臼。他早年學金融，1931 年獲法蘭克福大學法學博士。經濟學上，他尊敬凱因斯（John M. Keynes 1883-1946），但跟隨熊彼德（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政治學上，他主張多元化和去中心化，對極權主義持嚴肅的批判態度。他對存在主義哲學與生存神學，特別是齊克果（S. Kierkegaard 1813-1855）的思想研究，造詣頗深。
　　
杜拉克自稱為「旁觀者」，始終持守立場清醒、思維冷靜、人格獨立、思想自由以及責任意識。做為「社會生態學家」，他具有明心慧眼、洞察力強，為世人的社會與組織守望的美德、正直與良知，勇於在批判中追求創新。他創立了「現代管理學」，主張管理的理論創新與實踐探索、走「知信行」合一之路，因此被譽為「現代管理學之父」和「管理大師中的大師」。
　　
杜拉克在世近一個世紀。他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見證從科學技術變革到思想理念革新的過程；目睹從工業時代進入智識（知識）時代、資訊時代的變化；親歷從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後現代知識型社會的變遷；對所有經歷的變化以及21 世紀的人類發展，他都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見。今天，我們能夠深切感知到他的貢獻永不止於20 世紀，對未來世界的發展與變化，杜拉克的思想必定會產生更加積極且深遠的影響。

譯者：林麗雪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畢業。現為專職譯者，曾任職國會助理、記者與編輯。喜歡有生命的人、事、物，熱愛文字工作。譯有《我用死薪水，讓錢替我賺錢》、《數位口碑經濟時代》、《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攻擊者優勢》、《當收入只夠填飽肚子》、《史丹佛最強創業成真四堂課》，合譯有《虛擬貨幣經濟學》、《如何打造營收上億的App》等書。

★內文試閱：

‧導讀

另一個「歷史分水嶺」是否已悄然來到？
顧忠華教授

彼得‧杜拉克於1989年出版本書時，意外地預言了「蘇聯帝國」的垮台，他澄清從未想要「預測未來」，只是根據經驗的綜合判斷，描述自己看到的「現實」。實際上，杜拉克在三十多年前所提供的種種遠見，有不少現象的確已逐漸實現，也就構成了我們今天面對的「新現實」。
 
為何杜拉克有能力注意到一般管理學者忽略的情境，以致看得到局勢發展的趨勢呢？原因不僅僅在於杜拉克本身有著深厚的人文知識背景，更在於他始終把持著自由開放的心靈，不斷觀察周遭環境的變化，如他自己所說：

歷史上也有這樣的分水嶺，往往不引人注目，而且在當下很少受到大眾注意。但一旦跨越了分水嶺，社會景觀和政治景觀就會改變，社會氣候和政治氣候都會不同，社會語言和政治語言也異於以往。新的現實情況就此出現。

本書採取了一種宏觀的視野，觸及了極為廣泛的主題，杜拉克表示這是「一本供決策者和有志成為決策者的人閱讀的書」；不過，他也批評「他們中有太多人，也許是大多數人，仍然把決策建立在昨日的現實基礎上。」值得玩味的是，今日的讀者若是想要直接參考本書的論點，又應該如何避免落入「把決策建立在過時的現實上」？

其實沒關係，杜拉克先生早就聲明本書不會提供「答案」，而是「試圖讓在 21世紀社會中以資訊為基礎的知識組織決策者提出正確的問題。」即便如此，建議讀者仍須好好咀嚼本書並深入分析的各項議題，尤其是有關第7章的「新多元主義」，本章清楚描繪了現代社會如何產生了「功能性」的組織，這類組織又如何塑造出新的勞資關係，也時時挑戰陳舊的管理知識；而第四部「知識型社會」中的幾個章節更濃縮了杜拉克對於知識創新帶來深刻變革的「新世界觀」，而我們只須考慮到人工智慧（AI）造成的衝擊，便有可能自行想像人類目前面對的「新現實」。

最後不妨問道：另一個「歷史的分水嶺」是否已悄然來到？杜拉克若處於2021年，會如何看待世界局勢的變化？本書並未提到近三十年在國際經濟上出現的最大變數：中國的崛起。眾所皆知，杜拉克是非常反對共產主義的體制，他始終堅信唯有一個自由的市場經濟，能夠釋放出人類最積極的創造力，也才有能力經營美好共善的社會（他因此強調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要性）。然而，今天的民主價值體系正受到「數位極權主義」的嚴重威脅，究竟人類的未來命運將由哪種體制來支配？這讓我們不禁懷念起彼得‧杜拉克的「預言」了！
 
（本文作者曾任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
 
‧摘文

｜第1 章｜
時代分水嶺

即使是在最平坦的地表也會有一些隘口，小路先是爬到山頂，然後再下降到一個新的山谷。大部分的隘口只是一種地勢，山谷兩邊的氣候、語言或文化幾乎沒有任何差異。但有些隘口就不一樣了，是真正的分水嶺，通常既不高聳也不壯觀。布里納（Brenner）山口是穿越阿爾卑斯山的隘口中，地勢最低且最平緩的一個，然而自古以來，它就是地中海和北歐文化的邊
界。位於紐約市以西約70 英里處的德拉瓦水峽（Delaware water gap），甚至算不上是一個真正的隘口，卻分隔了美國東海岸和美國中部。
歷史上也有這樣的分水嶺，往往不引人注目，而且在當下很少受到大眾注意。但一旦跨越了分水嶺，社會景觀和政治景觀就會改變，社會氣候和政治氣候都會不同，社會語言和政治語言也異於以往。新的現實情況就此出現。
在1965 年到1973 年之間的某個時間點，我們就跨越了這樣的分水嶺，進入了「下個世紀」。我們揚棄了過去一、兩個世紀以來形塑政治的信條、承諾和陣營。我們踏入政治的未知領域，可以指引我們的熟悉地標寥寥可數。除了少數史達林主義者之外，沒有人會再相信社會拯救（salvation by society）了，這種信念自18 世紀的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以來，一直是政治的主導力量和主要動力。而另外一股政治反作用力：在「利益集團」內部或透過利益集團形成的政治整合，也已失效過時。對政治藝術和實務的貢獻，是出自美國，最早是由漢納（Mark Hanna）在19 世紀末塑造出來，並於40 年後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透過新政（New Deal）而變得完善。
最後一個殖民帝國俄羅斯， 已進入殖民地獨立（decolonization）的最後階段。因此，不論接下來繼承它的是什麼，將不可能是「俄羅斯」或「帝國」。
三百多年來，軍備一直「富有成效」，而且被當成一種政策工具，但現在已經造成「反效果」，即使不會癱瘓經濟，至少也會消耗經濟，所以只是一種不可靠的政治工具；而最重要也最讓人出乎意料的改變是，軍備在軍事上已無能為力。
這些都是本書第一部所要討論的主要現實狀況。

1873 年至1973 年
   人類上一次跨過這樣的時代分水嶺，正是在一個世紀前的1873 年。在經濟衝擊方面，那一年維也納股市的崩盤並未釀成太大的災難，只在法蘭克福、倫敦、巴黎和紐約股市，引發了短暫的恐慌；18 個月後，整個西方世界的經濟就已經完全復甦。
但在政治上，鮮為人知的維也納股市崩盤事件，卻代表了自由主義時代的結束，也就是一百年來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成為政治主要信條時代的終結。這個世紀是從亞當．斯密（Adam Smith）出版《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的1776 年開始。但從1873 年之後的十年內，曾經打著「進步」和「開明」旗幟、橫掃整個西方世界的各大自由主義政黨，步上了勢力消退與混亂狀態，而且再也沒有恢復元氣。
在歐洲大陸，這些政黨在1873 年後幾乎立刻分裂成馬克思社會主義者和反猶太社會主義者。這兩個陣營都是反資本主義者，也敵視自由市場和「資產階級式民主」（“bourgeois democracy”）。反猶太政黨訴求的對象是傳統的反資本主義者、農民和小生意人，而不是「後資本主義」時代的工廠工人。然而，反猶太政黨就和馬克思主義一樣，排斥自由放任和資產階級精神；也和馬克思社會主義一樣，從一開始就公認是一股推動政治整合的力量，也是取得政權的一套組織原則。事實上，第一個實施社會主義計畫，把瓦斯公司、電力公司和電車公司無償充公的政治人物，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反猶太社會主義者：在1896 年當選維也納市長的魯維格（Karl Lueger）。正如史達林（Josef Stalin）在大約50 年後所顯示的，馬克思主義和反猶太主義很容易結合起來。當然，史達林在他生命盡頭時，神智已經不太清醒；但是讓史達林在1940 年代發動反猶太運動的原因，不僅僅是偏執妄想症作祟而已。身為老練的政治人物，他當然了解馬克思主義已經無法當作政治信條，於是找到了反猶太主義當作替代方案，來挽救垂死的社會主義和癱瘓的共產黨。
從一開始（也就是1880 年代以來），馬克思主義和反猶太的「民族」社會主義就一直同步發展，爭奪繼承「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地位。在1873 年維也納股市崩盤前，阿德勒（Victor
Adler）和薛納爾（George von Schoenerer）這兩個年輕人，已是奧地利自由主義陣營裡嶄露頭角的後起之秀，也是親密的盟友和好友。但在五年內，他們就從好友變成了死敵。阿德勒成為歐洲大陸最受尊敬的馬克思主義領袖，薛納爾則成立了第一個反猶太政黨。60 年後，希特勒（Adolf Hitler）在德國實施的那一套做法，就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幾年在維也納漂泊時，從薛納爾那裡學到的。
在1873 年以前，馬克思（Karl Marx）還是一個沒沒無聞的「怪人」，以記者身分勉強維生。五年後，他成為知識界的一位重要人物，信徒遍布歐洲，甚至美國。在1873 年後的20 年內，馬克思社會主義政黨在歐陸各個主要國家，包括法國、義大利、德國和奧地利，甚至在沙皇統治下受到官方壓制的俄羅斯，都成為單一的最大政黨。
在維也納股市崩盤十年後，從1883 年至1888 年之間，德國首相俾斯麥（Bismarck）創立了國民健康保險和強制性的老年保險制度。這啟動了由政府提供社會福利安全網的「福利國」制度。同時，英國和奧地利開始透過工廠檢查、衛生和安全法規，以及對僱用童工和婦女的限制，來削弱雇主的權力。即使是離開歐洲政治風潮甚遠的美國，也在1880 年代以格蘭傑法（Granger laws）和州際商務委員會（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來規範鐵路業，並通過反托拉斯法和第一套規範及限制證券業的州法律，而脫離了不受限制的市場制度。1880 年代末期，美國也首次出現明顯的「反商」政治運動，這是一種民粹思想，要求政府控制金融業、農產品價格、工時和薪資。而且在1900 年左右，在民粹主義者的領導下，內布拉斯加州首府林肯市成為繼奧地利的維也納之後，第二個將當地電力公司、瓦斯公司和電車公司「社會化」的城市。
到了1890 年代中期，反猶太主義也成為一股主要的政治勢力。1894 年，德瑞福斯（Alfred Dreyfus）上尉在法國被誣告並被判為間諜。德瑞福斯受審案引爆了反猶太主義浪潮，而第二次大戰中親納粹的維琪政府（Vichy government），則是繼承這股反猶太主義的嫡系後代。1895 年，德國皇帝的宮廷牧師施托克（Adolf Stoecker）在柏林創立了一個社會主義暨反猶太主義政黨，鼓動德國的「反資本主義者」動員起來。一年後，如前所述，奧地利人選出了第一個反猶太主義者擔任維也納市長。
隨著德瑞福斯事件的發展，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也逐漸成長而羽翼豐滿。在德瑞福斯被誣陷為德國間諜後不到兩年，所有法國人都知道他是無辜的。事實上，在那時候，那個間諜的真正身分已經是公開的祕密。然而，對德瑞福斯洗清冤屈的要求，得到的回應卻是「誰在乎德瑞福斯是否無辜，重要的是軍隊的利益」。這正是極權主義的本質：主張集體的、政黨、國家與雅利安種族（Aryan race）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主張軍隊的利益是「真理」和最終標準的論調，使法國輿論對德瑞福斯極為不利。十年後，德瑞福斯終於獲得平反。但到了那時候，列寧已經把「真理」定義為：能夠幫助、強化和促進「黨」的一切事物，這也是後續所有極權政權所依據的定義，包括列寧自己、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毛澤東的政權。
在1873 年維也納股市崩盤後的一百年來，政府對經濟的控制以及對社會的指引，成了「進步」的原因。當時重大的政治辯論並不是有關福利國的事情，而是兩派人馬之間的辯論，一派是福利國信徒，主張政府及其對經濟和社會的控制，應該受到民主和法律的規範；另一派則是包括馬克思主義與反猶太分子的極權主義信徒，他們宣揚並實踐政府擁有絕對的、不受限制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