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島東路三號：我的百年之憶及台灣的荒謬年代

在荒謬年代，愛國本身是值得死的罪愆…… 他們是台灣最後一代理想主義者， 這更是台灣最後一本良心知識分子的親筆回憶錄。 1950年的青島東路三號，約是現在的台北喜來登飯店之地，當年是軍法處看守所，許多台灣精英知識分子，在這裡等待判決。侯孝賢電影《悲情城市》中，作家鍾理和之弟鍾浩東，即是從這裡走向馬場町的槍決之路，獄友在此傳唱「幌馬車之歌」紀念他。本書作者顏世鴻即為當年的見證人。 是什麼樣的荒謬年代，會讓台灣知識分子陸續走進青島東路三號？ 幸運的人，下一站是監禁綠島；不幸的人，下一站則是血濺馬場町。 本書作者顏世鴻當年在台大念書時，因為看了幾本社會主義的書及小說，所以加入共產黨；他所接獲的第一個指示就是：「所有黨員都停止工作。」但是，他仍逃不過被捕的命運。被捕之後，台大宿舍傳說：「他離開的時候，像一個英雄好漢。」 顏世鴻生於「叛匪之家」，1895年，祖父曾參加劉永福的義勇軍，在蕭壠與日軍一戰，敗後只能心懷怨恨招日軍入府城。父親曾學醫，兩度被日本特高警察逮捕入獄。五舅張錫鈞是郵局轉電信局的報務員，後以「長江一號」聞名中國。 他自己則被監禁於綠島、小琉球長達13年7個月，並且「背下每天走過我們眼前，或者不知如何而來的管道的消息累計血染馬場町刑場的『叛匪』的人數，如誦經般，為他們唱了一次又一次的〈安息吧，死難的同志〉。」 1950年他被捕時，正當韓戰爆發，美軍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中共派兵北韓無力攻台，因此，政府可以集中心力清除島內異己，三千名知識分子血濺馬場町。後來他到了綠島，因為從小只懂日語、河洛話，這時總算有機會好好學國語，同樣在綠島才學會國語的作家楊逵，就照顧顏世鴻隔壁的苗圃。 「時間對年輕人是『期望』，在老年人卻是『期限』了。」他在八十歲時著手寫下本書，總算完成為家族及獄友立傳的心願。讓歷史的歸歷史，也讓讀者知道，當年曾經有這樣一個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