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Amoy：在臺印尼客家婚姻移民女性之生命敘事

＜內容簡介＞

傳統之「上嫁」邏輯或是經濟理性考量常常是一般理解臺灣與東南亞籍配偶之間所產生跨國通婚的框架，本書的印尼婚姻移民即是在如此的視角下遭受臺灣社會的「觀看」。 然而，事實上通婚不只對於結婚雙方來說是一個個人生命中重要的轉折點，再加上需與另一半攜手踏上未知的將來，在走上婚姻之路時，夾雜許多個人的想像或是意圖。與此同時，由國際政經秩序、移出者分別在原生國家與接收社會內部政治、社會與歷史下所處的脈絡所構成的外在的結構要素，亦影響跨國通婚的決定與選擇。為了勾勒出跨國通婚中的複雜樣貌，本書以婚姻移民女性為研究主體，透過她們述說自己的經驗，打破她們常被呈現或是被「想像」的單一面貌，而還原鑲嵌在其移動人生中業已存在的複雜性。


★目錄：

自　序
第一章　臺灣客家跨國通婚與婚姻移民
一、研究目的與問題意識
二、研究對象
三、研究觀點
四、研究資料來源
五、分析架構與各章概述
第二章　跨國通婚與多重交織下的生命經驗
一、跨國通婚理論與研究
二、性別、族群與宗教
第三章　通婚中的女性圖像──「每個人的故事都不一樣！」
一、童年生活─小康家庭與族群互動
二、離開家鄉
三、踏上婚姻之路
四、初入婚姻生活
五、在臺生活
第四章　「文化親近性」與宗教？
一、「文化親近性」⁉
二、移民與宗教
第五章　Amoy，還有別的故事嗎？
參考文獻


＜作者簡介＞

蔡芬芳
德國法蘭克福約翰．沃夫岡．哥德大學文化人類學暨歐洲民族學博士，現為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副教授。族群研究為主要學術關懷，研究專長為族群關係、客家研究以及性別、族群與宗教之交織，研究範圍包括臺灣、印尼與德國。相關著作發表在《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客家研究》、《思與言》等期刊，曾出版專書《走向伊斯蘭：印尼客家華人成為穆斯林之經驗與過程》（2016）。


★內文試閱：

•作者序

如果可能，我今天也是印尼客家人……
隨著年紀漸長，逐漸想要回溯自己生命歷程。由於個人的存在無法脫離與父母或其他家人的關係，認識家人也有助於認識自己，再加上有感先父年歲已大，因此在先父（1934-2021）年屆八旬之際，我開始思考，「父親」這個標籤是否限縮了我對他的認識，而應該將父親當成是一個「個人」來了解他。父親出生於廣東梅縣，家中非常貧窮，祖父及家族親戚為了討生活也曾到過印尼，只是當時父親年幼，無法確切得知祖父究竟到達印尼何處。父親只記得，祖父從印尼回家之後，因吸鴉片之故，臥床咳嗽，當時還是個孩子的父親必須幫祖父倒掉痰盂中的痰，父親常覺得這就是他自己肺部病變的根源。因為當時家鄉窮困，祖父在外，需照顧婆婆以及獨立扶養一對兒女的祖母，僅能靠兜售煤炭球維生。即便後來祖父回鄉，因病無法養家並早逝，祖母只好讓年僅十三歲（1947）的父親跟隨國民黨軍隊（操廣東話的部隊），因為至少在軍隊中可以粗飽。1950年從海南島抵達高雄，之後隨著軍隊腳步住遍臺灣各地，最後在臺北落腳生根，直到2021年離世。
除了祖父在20世紀上半葉曾到印尼之外，家族與印尼的情緣則是隨著遠房親戚與來自印尼的客家女性結婚延續。當時因為筆者還是高中生的年紀，對於跨國通婚並未具有任何的敏感度，而之後親戚過世，再也無任何訊息，但當自己要開始進行相關研究時，才發覺原來家族中也曾經因為親戚結婚而與印尼客家女性有著那麼一絲絲的關聯。
或許是因為生命的偶然性，在書寫之際，突然出現了個念頭，「如果可能，我說不定就是印尼客家人呢！」也正因如此，在聽錄音檔與閱讀訪談逐字稿時，不只用感官「聽」與「看」，更透過婚姻移民在述說自身經驗時的聲音感受生命的力道，本書因此得以完成。在此須向所有的研究參與者致上最誠摯的謝意，讓我有幸進入你們的人生經歷！
蔡芬芳
2023年夏於中央大學客家學院

•摘文

從客家研究與婚姻移民抑或是與跨國通婚相關文獻所歸納出的議題，則可一窺客家研究中所重視的方向，包括通婚網絡、社會／文化／生活適應或經驗、語言議題、認同建構、子女教育與教養、在地位置與族群關係，其中以社會／文化／生活適應或經驗佔最大比例。這體現了臺灣客家始終以「文化」作為核心關懷，再加上印尼客家婚姻移民被視為同樣為客家人，因此特別意欲了解她們的文化實踐與文化再生產的角色，但這不免也可以察覺到這部分是因為臺灣客家族群的「文化焦慮」使然。
「文化」要素不僅是客家研究思考婚姻移民在臺灣所處位置的重要憑藉，在通婚網絡上亦然，而且臺印客家跨國通婚中的仲介以個人特質及其自身網絡為重，強調的是客家跨國網絡雖有商業性質，但趨向以「人」作為主要因素。來到臺灣的客家移民，由於自己原本就具備的客語能力，因此本著對於客語的忠誠度，希望也願意將客語傳承給下一代。雖然客庄中的家庭型態為擴展家庭，小孩有機會以客語與祖父母溝通，孩子們依然容易以華語作為主要溝通語言，導致客語流失。
雖然印尼客家婚姻移民女性在原鄉所使用的客語與臺灣有些差異，基本上，客語仍可以幫助她們適應婚後生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移民在原鄉不需要強調自己的客家身分，因為當地大多數人皆是，尤其是在山口洋，即便是潮州人也是說客家話，然而到了臺灣，雖然可能也是客庄，但婚姻移民的國籍「印尼」仍影響人們對她們的看法，因此「客家」反而有助於其融入在臺生活，如此可知，跨國但未跨族的通婚對於女性移民的族群認同轉變產生作用。
婚姻移民在為人母之後，需要處理的是子女教育與教養的議題，基本上，婚姻移民之子與臺灣本國人在課業表現上並無差距，因此並非外籍與本國的差異，而是階級差異。再則，由於客庄婚姻移民子女因母親來自印尼客家地區而具有客家新血脈，因此與婚姻移民母國語言文化相較之下，客家文化的傳承須優先考量；而且在教育方面，在地的客家文化應普及化，因此建議納入全校性多元文化活動之中。
客家婚姻移民存在的場域不僅在家庭之內，在社區中亦可見到她們的身影，因此她們與在地客家社區的接觸可以創造出新的文化，且經由互動之後，在地客家認同因此更為豐富。同時，臺灣客家文化與婚姻移民所帶來的原鄉客家文化以及東南亞文化，在社區平台相遇之後能夠創造出嶄新鏈結。
在了解了臺灣客家研究之跨國通婚文獻中的客家性之後，我們接下來需要體認到婚姻移民的生命歷程鑲嵌在互相交織的多重面向內，以本書的研究參與者來說，則聚焦在性別、族群與宗教上，而如此生命歷程與經歷的產生是經過不同層次的因素催化而生，首先是因為印尼所處的國際政治經濟階序位置，甚或說是移民家鄉西加里曼丹的生活條件讓移民想要出外「尋找一個較好的生活」，在選擇得以落腳的異鄉時，相似的文化與語言則是考量的因素之一。
當抵達異鄉時，面臨的是未知挑戰，尤其是1990到2000年初之間來臺的研究參與者多為年紀尚輕的Amoy，立刻扮演人妻、人媳的角色，還要調適與姻親、鄰里、社區的相處以及適應臺灣整體社會對她們的看法，在這些過程中，婚姻移民大多需要面對的是來自臺灣社會將之定位為「新住民」或「新移民」的身分（貶抑字眼為「外籍新娘」），或甚至誤識為移工（貶抑字眼為「外勞」）。過了一年或兩年之後，則開始進入為人母的階段。因為結婚之後所產生的角色，也成為人們（包括社會大眾、鄰里與婆家家人）「觀看」移民的視角，婚姻移民自身則可能透過言語反擊，或是無奈之感，抑或是經由進修學習提升自己，進而參加主流社會社團活動等，以此作為與臺灣社會協商的自我定位。雖然如此，我們所見到的是，或可以說我們「選擇」看見的是移民在臺灣呈現的模樣，她們的原鄉生活與經歷彷彿成了真空狀態，不知道她們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的生活，毫無知悉她們其中有些人家境小康、經營工廠，或是不曉得她們在來臺灣之前，已經輾轉到他處工作，或是之前已來過臺灣，過著移動人生。而後在選擇與臺灣男性結婚的過程中，也早就耳聞鄰居或朋友之間因結婚移民臺灣的情形，因此在做決定時，每個人有自己的考量與原因─或許是到了適婚年齡，朋友介紹；抑或是在印尼已經經歷兩段婚姻，雖然無奈，但為了自己與兩個孩子的生存放手一搏而遠走他鄉。有的人或許為了躲避非良善意圖的追求，為了改善家中狀況，想要給自己的父母一個屬於自己的家。
移民在個人生命中遇到一些轉折點，透過婚姻出走，然而由於絕大多數與丈夫認識不深，再加上需要適應新的生活以及新的角色，因此在婚姻初期生活需要許多的磨合，不只是在溝通方面，如洗澡、飲食等生活習慣也是問題。然究其背後原因在於臺灣婆家會期望來自印尼的媳婦是符合他們的期待，但又較無意願去認識與理解媳婦的原生文化內涵。在如此觀念下，婚姻移民成為「被指責」的對象，若想要追求自己的生活或出外學習，婆家則有疑慮或是將媳婦框在「不勤勞」的道德訓斥之中，然而，有時候鄰里親戚也加入「評斷」的行列之中。
本書研究參與者在臺灣幾乎都已超過二十年以上，大部分都有工作，然而婚姻移民的工作，因受限於原來學歷與在臺灣的社會位置，大多為勞力工作。每天工作時間大約為10到12個小時，但除了辛苦工作之外，仍須負責家務，不忘自己身為人妻與人母的「本分」。在如何協調家庭、工作甚至是自己的需求，例如基督教婚姻移民需要找到自己的心靈寄託，因此到教會的時間也需要能夠與家庭、工作配合。
生養孩子是婚姻移民在臺灣婆家被期待執行的「責任」，因為生為女性的移民負有生物再生產功能，為夫家延續子嗣，得以傳宗接代。由於本書多數研究參與者在臺已久，因此孩子大多已成年。生為婚姻移民之子，有其成長歷程，特別是小時候並不會覺得來自印尼的母親與別人的母親有何不同，但在青少年階段可能會因為母親身分而感到自卑，隨著自己成長，因年紀漸增而開始思考或進一步理解母親，同時建構自我認同。然筆者認為，本書中所提到的兩個婚姻移民的成年孩子，是因為與母親以及外婆家有緊密的聯繫，同時也願意去了解母親曾有的經歷之後，才能對來自印尼的母親多了份理解。
在臺灣經歷過多少個春夏秋冬之後，婚姻移民逐漸找到自己的舞台，也從家庭、工作慢慢踏入社會，參加組織、參與活動，甚至是嶄露頭角，成為鎂光燈下或也有可能是出現在媒體上的人物。再加上，臺灣政府，包括各地地方政府，或是社區發展協會，抑或是與婚姻移民相關的組織，偏好以「歌舞、服裝、美食」方式展現「多元文化」，傳遞「婚姻移民在臺灣過著美好生活」的訊息，然而，在表面充滿歡樂的嘉年華場合之中，婚姻移民仍然被禁錮在「被觀看」的桎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