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近年來流行一個詞彙叫「不自殺聲明」，表面意思是自己決不會自殺，其實就是說如果自己死了，一定是「被自殺」，也就是「被殺害」的意思。

「被精神病」表示自己沒有精神病，是被人強迫變成精神病患。

當整個中國社會因經濟發展而產生各種不公時，司法既不能獨立審判就不可能發揮「正義最後一道防線」的功能，結果人民只能選擇上訪，而不斷上訪又會造成各級政府不得不加大維穩的力道，「被精神病」現象，就自然不斷惡化。

追根究底，要徹底消滅「被精神病」的亂象，應該要有民主的政府，保障人民有上訪(請願)不受打壓的權利，司法更應獨立以發揮「審查行政是否違法」的功能，但是在目前的中國並不存在這樣的條件。

然而，時代會往前走，藉由國際的關注，中國「被精神病」案例開始下降了。畢竟中國政府如果要面對全世界，就應該要嚴肅的面對「被精神病」的問題，期待本書能拋磚引玉，讓全世界一起來關注中國「被精神病」的狀況。

★本書特色：

1. 作者高健身為中國公民維權運動活動家、公民記者和人權捍衛者，透過多年的採訪資料撰寫，深入調查中國政府濫用精神病診斷來對付異議人士和維權人士的人權侵犯現象，為中國當代社會紀實重要的文獻紀錄。
2. 本書以第一手採訪資料，通過案例，呈現人權被迫害的嚴重性；亦從不同視角，挖掘受害者群體不同的生活狀況，讓讀者一窺中國底層社會的部分面貌。

★目錄：

推薦序：讓全世界一起來關注中國「被精神病」的狀況
編序：「被精神病」的時代印記
序：被精神病—嚴重侵犯人權的維穩工具
自序：我關注的「被精神病」氾濫化現象

第一部分祖國有精神病
第一章‧上訪
第二章‧專治不服：迫害政治犯的隱蔽暴行
第三章‧國家不仁：老無所依
第四章‧大學老師要接受控制
第五章‧利字下：官員也受害
第六章‧國家侵入子宮
第七章‧部隊戰廢品
第八章‧鎮壓幹部子弟

第二部分醫院變黑牢
第一章‧激進化的瘋狂：全家人被精神病
第二章‧濱死在精神病院
第三章‧黑手黨風格
第四章‧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第五章‧遇到良心醫生
第六章‧卑微到不能再卑微
第七章‧仁心喪失：醫院變黑牢

第三部分司法的歸精神病院
第一章‧土地開發巨輪下：被毀的工廠
第二章‧土地開發巨輪下：殺人不償命
第三章‧土地開發巨輪下：壓榨山林水土
第四章‧一紙房屋合同
第五章‧家被拆
第六章‧還我莊稼地
第七章‧替「毛家後人」作證
第八章‧司法哪敵官員
第九章‧丈夫的撫恤金

第四部分人權屠宰場
第一章‧華一精神病院：踐踏人權的集中營
第二章‧豬狗不如的酷刑
第三章‧勇闖精神病院
第四章‧邪惡的平庸性
第五章‧權力病
第六章‧誰製造了「被精神病」？
第七章‧法律終結不了「被精神病」
第八章‧《精神衛生法》實施後的被精神病小高峰
第九章‧中國「被精神病」小史

第五部分我的採訪生涯
第一章‧我的少年時代
第二章‧取得信任
第三章‧我也抑鬱了
第四章‧日常的監控與竊聽
第五章‧對家人、親戚的威脅騷擾
第六章‧採訪中的危險

＜作者簡介＞

高健
1986 年出生在中國山西，是一位中國公民維權運動活動家、公民記者和人權捍衛者。自 2007年開始，他就開始關注中國公民維權運動，並在 2010 年開始走上街頭抗議，參與過諸多公民街頭維權抗議活動，同年開始以公民記者的身份記錄中國人權和社會運動。

★內文試閱：

‧作者序

我關注的被精神病氾濫化現象
高健

「被精神病」這個詞，在如今的中國，已經算不上什麼稀罕詞語，在搜索引擎百度，輸入「被精神病」一詞，會顯示出各種濫用，概括精神病院對正常人實施的「強制治療」。在谷歌搜索，信息量會更大。

中國的新聞媒體時不時的也報導一些被精神病的現象，如陝西一男子因為財產分割把母親送入精神病院；河南一女士把同性戀老公送入精神病院；浙江億萬富翁因財產糾葛被父母送入精神病院等。他們並非司法或行政案件的受害者，只是因為跟父母親、兄弟姐妹、妻兒有一些家庭情感、財產和養老等糾紛，就被近親送入精神病院關押。

這類案件在國內的報導比較多，因為屬於民事行為，官方的權力維穩壓力較小，記者們能夠比較隨心所欲的報導，內容上自然也豐富很多。這些經過大陸媒體報導出來的案例，確實改變了一些受害者的命運。

家屬、親屬隨便就能把沒病之人送入精神病院，顯示出中國精神病院入院治療的門檻之低、之隨便，狀況之嚴重。拋開家屬在社會人倫道德上的缺失不提，也能體現出醫院在接受患者的時候，沒有按照嚴格程序檢查的違法行為。這種向「錢」看齊的做法，禍亂的不僅是人性人倫，也體現出社會整體價值觀的扭曲。

家庭、家人、兄弟姐妹，本來應該是這個世界上最溫馨、最安全的港灣，只有家才是最值得依靠的地方。中國的傳統文化也把家當作一個人的根，不管一個人流落何方，只要有家在就有期盼。可是現在，太多的事正在改變著我們對家的認識。或許不久的將來，家也會成為迫害人權的一個小監獄。歷史輪迴，我們的環境好像又回到了「十年文革」。

被親屬送入精神病院的只是極少部分，本書要談的是被行政權力和政府迫害的這一部分。他們多數是官方出於維穩需要送入精神病院關押的各種人群，媒體極少報導，也少有人關注，恰恰是這類被官方送入精神病院的受害群體，遭受的迫害相當程度上大過那些被家屬送入精神病院的人群。

為了給這些被非自願治療的人群一個合理的關押治療藉口，醫院配合各行政機關出具各種荒唐可笑的醫學鑑定報告，如精神分裂症、偏執型精神病、偏執型精神病障礙、躁狂發作、偏執型人格障礙等，其中還有「精神病待查」這樣的鑑定結果。既然待查，又何須關押，有何理由強制治療？這樣的問題我想醫生自己也回答不了。

被精神病非自願治療，是最近幾年才經過媒體或自媒體的宣傳出現在大眾視線裡，而據我採訪到的案例顯示，其實在上世紀 70 年代末，中國政府就針對所謂的「反政府分子」進行非自願強制治療，但是數量上不是很多。

以我採訪的案例分析，從 2003 年開始的十年裡是「被精神病」的發生高峰年。主要源於國家經濟高速增長後，利益分配不均，官商勾結或與民爭利，司法腐化法律形同虛設，人民私產得不到有效保護等等，造就了上千萬上訪維權人士，這些維權人士主要以無權無勢的經濟受害者和野蠻執法受害者為主。

當然，其中也有一些底層的法官、黨委書記、警察、公務員等政府職能部門的人。另外一些被精神病者，就是抵抗者，包括希望以民主救國的異議人士、以法輪功為主的宗教信仰者、倡導人權運動的街頭抗爭者等。

這些維權人士的上訪、抗議、呼籲、投訴等行動，給信訪與政績掛鉤的地方政府造成了極大的困擾，為了不影響官員仕途，也為了減少政績對比中的落差和上級政府的責罰，很多地方政府採取了多元的、分渠道的方式處理信訪維權人群。把這些人關在精神病院，無需法律手續，還能剝奪被關押者的民事權利，限制他們以後的維權活動，而醫院又在自己的權力控制範圍內，這種對地方政府百利而無一害的關押方式慢慢變成了各地人民政府處理維權人士的方式之一。

2013年5月，夏日的某天，我接到一位朋友的電話，問我是否願意做人物訪談的工作。彼時，我的時間比較寬鬆，為了磨練一下自己的採寫能力，就答應先做兩次看看。

就這樣，我正式以公民記者的身份在一家人權網站做信息採集。沒多久，這位朋友把我介紹給後來成為我最重要的朋友及夥伴──中國異議網站《民生觀察》創辦人劉飛躍先生。民生觀察網下轄又創立了《中國精神健康與人權》電子月刊，而我的人物訪談工作就聚焦在那些被關過或者正被關押在精神病醫院遭受迫害的正常人。

其實，當初剛聽完劉飛躍先生對該月刊的介紹，我內心是極不願意做的。首先，在我比較傳統的思維模式認識裡，精神病人也好，「被精神病」病人也罷，反正都是精神病。在傳統的思維認識裡，這類人是極難相處和溝通的，說不定什麼時候還會使用暴力。正如某位著名維權律師說的，有些維權人士是真有精神疾病。

其次，我母親在一段時間內有輕微的精神性疾病，想法和思路完全與常人不同，動不動就會因小事易暴易怒，不善溝通，有一次我只是不經意的說了她一句，她情緒忽然非常激動，站起來很生氣的把正在吃飯的碗砸到了地上。

第三，我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要為中國實現民主而努力，要為中國的人權而奮鬥，這是多麼響亮而富有激情的夢想啊！讓我去採訪一群底層的被精神病人？說真的，我非常失落，從心裡上和事實上很難接受。還好，我想，好在我只是答應採訪兩期試試看。兩期後，我還可以找理由推掉。

帶著這種想法，我約定採訪了第一位受害者──郭敬哲，他說他和父母一家三口曾經被關在精神病院，他自己又在關押時被傳染患了B肝；未成年的兒子被同學們稱為小精神病；他帶著兒子在北京流浪，住在天橋底下，明天的生活費還沒有著落！他希望父母的冤屈可以平反，希望這些年的受害能獲得國家賠償，希望孩子有學可上，希望我能幫助他。

當我聆聽完他的故事後，突然間，一種「我需要你」的感覺逐漸將我團團包圍。他的眼神流露出的渴望那麼強烈，根本讓我找不到拒絕的理由。除此之外，他講述的苦難也確實觸動了我。在別人如此希望獲得幫助時，一種油然而生的道義感召，一種強烈的「被需要」感滲透到我的心中，在不自覺的狀態下，我的內心悄悄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接下來，我又電話採訪了鐘亞芳、李世傑兩位受害者，鐘亞芳說：「我們一定要經過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權利，一定要經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現狀。」她說，現在努力了，我們的兒女就會少受到這樣的迫害。李世傑更是坦誠的說：「法律的進步就是一點一滴的做起，作為個人，我就從我的案子開始，來關注社會的進步。」

他們這樣正向的思考，奮鬥到底的人生態度，砥礪了我。我有時不禁會懷疑，我們個人的奮鬥，在這樣一個龐大、結構複雜、私慾橫流、頑桀不化的國家機器面前，會不會是螳臂當車？會不會被碾碎？或許，就是在採訪他們後，也或許是想從這群不被外界了解的人中找到了解母親的答案，我變得更加勇敢，更不再計較什麼，開始認認真真的關注這個群體。

從 2013年6月起，我開始採訪調查中國被精神病現象，實質接觸到的受害者超過 100 人，採訪到的有效受害者約 80 餘人。涉及範圍從中國東北、華北、華南、沿海地區，一直延伸到西北甘肅、新疆地區。

隨著調查的持久、深入，駭人聽聞的案例越來越多的呈現在眼前，從上學的孩童受父母連累被扣上小精神病的帽子，到 80 餘歲的受害者無家可歸流浪街頭，有的受害者多達十幾次被關入精神病院。這些無處伸冤者大多數會雲集北京，到中國共產黨紀律委員會(中紀委)、國家信訪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各部委信訪接待窗口登記，期望獲得高層關注，從而解決自己被迫害的冤屈。

可隨著時間的推移來看，能經由這種途徑解決問題的受害者寥寥無幾，原因有以下幾條：一、填表遞交國家各機關的資料如石沉大海，再無音信；二、信函被相關國家機關轉回地方政府，遭隨意處理；三、有些受害者在被關精神病院後，被地方政府在身份信息上註明是精神病患者，以後再到國家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投訴，就會以「無民事行為能力」為由遭到制止；四、一些維權者根本還到不了國家機關門口，就被地方政府派出的人員抓捕遣返原籍。

「精神病」在中國社會本來就是個貶義詞。在罵人的常用詞語裡，「神經病」三個字佔據了極高的使用率。一個人如果被扣上精神病的頭銜，周圍眾人都會敬而遠之，另眼相看。在這種環境中，正常人如果被非自願治療，便會受到妖魔化的傳播，因此被邊緣化。大多數案例體現為政府不承認、學者不發聲、律師不代理、媒體不報導、大眾不關注！慢慢的他們就變成一個被遺忘的群體。

我採訪書寫了三年多的被精神病個案，長時間持續跟這群受害者打交道或寫報導，在體驗他們遭受的迫害時，自己的精神壓力也越來越嚴重。長久脫離正常的生活，導致交際能力變弱了很多，有時候跟朋友聊天，三句話不和就極想發火，有時候走路會不自覺的發笑，坐公交車時想起某事又會不自覺的發怒。當這些行為從內心反應在表情，從憤怒的情緒回歸現實時，常會發覺車上其他人在驚訝的張大嘴巴望著我。

特別要提到的是，本書中為了說明一些問題或連帶關係，尤其一位受害者可能前後幾次由不同的志願者採寫，我有時不得不引用了部分《民生觀察》網站上其他志願者的採訪。引用處會在文中提到，不再詳做註解。書中也會引用專家學者的觀點，來說明某些問題，這些引用內容主要用於評論和分析部分，人物具體的採訪內容，則全部由我本人採集撰寫完成。

書中部分受害者的故事，只有控訴和司法行政機關的法律裁定書可作為我寫作的基礎，我對他們的私人生活並未著墨，因而顯得不夠立體。這是因為幾年前採訪時，主要突出他們的人權迫害情況為主，極少寫他們的生活層面。

另一個原因是，當時採訪時，我根本沒辦法採訪到涉事警察和政府官員，也沒法跟醫生溝通。事實上，我一見到警察、政府官員和醫生，跑都來不及，沒可能和他們面對面安靜的坐下來溝通。如果說當時非要採訪政府官員和警察，那可能採訪還沒成功，我已經「被失蹤」了。

但是，儘管如此，我還是電話採訪了很多受害者的父母、伴侶、兄弟姐妹、子女及朋友，利用交叉採訪讓這些迫害事件的描述更加客觀真實。我也曾用電話聯繫過一些負責關押受害者的官員，如負責江蘇南通受害者許金華的那位書記，我打電話詢問時，他一再表示此事不由他負責。

也許有朋友會問，怎麼鑑定或認定你採訪的人沒有精神病？我想在這裡說明，我並不去鑑定他們到底有沒有精神病，我關注的方向是，他們是自願治療還是非自願治療。總不能說一個人有病，就可以正當地對他進行迫害，行政機關也不能拿這個理由來關押他們。

以現在的《精神衛生法》規定而言，在任何情況下沒有家屬授權和當事人同意，其他行政機構、團體和個人對他們的關押都是非法的。就算有家屬授權，也應該經過有資質醫師的聯合檢查，最終做出鑑定結果。即便最終的醫學鑑定結果說明他們患有精神病，依據《精神衛生法》的規定，若沒有傷害別人和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警察或政府、工作單位、家人也都不能做出強制送醫院治療的決定，這就叫做自願治療原則。

在有明確法律保障的情況下，卻還是有太多人被投入了精神病院。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只有極少數醫院和醫生具有人權和法律意識，能頂住政治壓力，又抵得住金錢誘惑，並且堅守醫者良心和正義。我看到更多的是，醫院和醫生其實抗不住公權力的淫威，擋不住利益的誘惑，助紂為虐，把醫院變成監獄，白衣天使變成打手，幹著與醫院、醫生的職業完全悖離，迫害生命的行徑，完全失去道德底線。中國社會的人文環境被糟蹋地很嚴重。從被精神病現象浮濫看去，醫道的淪喪也應當被社會重視。無奈，國家資源、社會意識都被引流到別的地方去了。

「被精神病」問題已經在全中國普遍存在，政府部門預防和救濟渠道不通，相關報導信息封閉，更別提私慾橫行，走關係走後門的系統性腐化，隻手遮天和打壓；主流媒體是體制的一部分，關注度不夠，正面宣傳渠道較少；而有勇氣的個人也鳳毛麟角，自媒體又受到嚴格審查，起不到多少作用；當然更缺少民間社會專業預防的公益組織、非政府組織，公民受到侵害時法律援助渠道也不通，事實上，在中國，被精神病的受害人是孤立無援的，中國獨特的社會環境斷絕了受害者求助的所有渠道，這才是最可怕的。

當我們身邊的鄰居、朋友「被精神病」了，我們還不以為意的繼續著自己的生活，絲毫沒有為他們爭取權利的衝動，或者一笑帶過，那就說明我們的社會整體墮落到了何等地步！甚至當我們自己成了別人眼裡的精神病人，我們還在笑話別人，這種情況值得所有人深思。

本書能撰寫完成，主要以第一手採訪資料為主，著重以撰寫案例來說明問題。我通過案例，呈現人權被迫害的嚴重性，也努力從不同的角度，挖掘受害者群體不同的生活狀況，讀者可從其中一窺中國底層社會的部分面貌。筆者還參考了一些關注中國被精神病人權問題的專家學者、法律工作者公開發表的研究成果，及一些「被精神病」受害人所提供的親身經歷材料，謹此向他們致謝。

那些被關過精神病院的人，大多是在精神病院裡面認識的其他受害者，或者上訪途中遇到一樣遭遇的朋友，他們互相傳播，然後告訴我去採訪，這成了我最大的信息來源渠道。還有一類受害者，他們經過民生觀察網的平台聯繫，然後信息反饋在我這裡。第三類信息來源，就是全國媒體或者網上曝光出來的消息，根據消息提供的聯繫方式溝通，最終確定採訪時間。這三條渠道佔據了我大量的信息來源。

我的學識與視野有限，難免會有偏頗與膚淺之處，甚至對一些典型案例撰寫不完整或引文出處有遺漏，還請讀者諒解。只希望本書能成為關注中國被精神病受害的群體的一個參考資料，希望社會能看到中國這群無助者的生存是多麼艱難。若撰寫此書為受害者群體發聲，能被大眾聽見，那將是我最大的榮幸。

‧推薦序

讓全世界一起來關注中國「被精神病」的狀況
黃旭田律師，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長

去 (111) 年12月14日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精神衛生法，這是精神衛生法自 79 年立法、96 年全文修正以來，再次大幅修正。本次修法就強制住院及延長住院改採法官保留，並採參審制，由職業法官、精神科指定專科醫師及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表組成合議庭來判斷是否要強制住院、延長住院。由於新法修正幅度太大，新法自公布後二年才施行，前述法官保留等第 5 章部分規定更授權另定施行日期。

正當我在想像新法實施後，合議庭要如何組成、未來如何合議時，恰好拜讀中國公民記者高健的《我的祖國有精神病：中國「被精神病」亂象調查》，內心實在感慨萬千。近年來流行一個詞彙叫「不自殺聲明」，表面意思是自己決不會自殺，其實就是說如果自己死了，一定是「被自殺」，也就是「被殺害」的意思。「被精神病」表示自己沒有精神病，是被人強迫變成精神病患。高健先生說在中國這不是少數個別醫生的誤診，而是舉國上下從家人、社會乃至國家全面性的暴力，特別是土地開發造成的迫害與不公未能解決，基層民眾不得不上訪，大規模的上訪讓各地方政府為了所謂「維穩」又採取更大動作的阻遏，「被精神病」也就變成普遍的現象。

高健先生花了漫長的期間接觸了上百位受害人，完成了這本書，書中提到 1978 年時人口不到三億的蘇聯，有 450 萬名精神病人，後來前蘇聯解體時，有 200 萬人被改判為精神正常。而從中國加入WTO以來，到北京告狀申訴的人高達千萬，那麼在中國「被精神病」的情形較之前蘇聯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

高健先生不只詳細說明每一位被迫成為精神病患的個案受害經過，也分析這個以舉國力量創造大量精神病人慘狀的成因。從開放改革之後，各地方政府就盲目開發造成種種不公，且百姓投訴無門，民眾不得不為上訪跑到北京，而中央的信訪處理卻是又把問題交回給地方政府，甚至將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與信訪處理(消滅？)掛鉤，這樣一來使得各地方政府花費更大力量來處理上訪民眾，以確保維穩。然而把維權人士堵在家裡或是關押在各地方政府設置的賓館都不是長久之計，結果「被精神病」的現象也就愈來愈多，因為「以治病為由，可以實施長期關押」！

在台灣，民間司改會長期倡議司法改革，主張「反干預、反貪污、反草率」，反干預就是司法獨立，法官依法審判、不受任何外來干涉。

反貪污是杜絕貪腐，而反草率則是要求提昇司法裁判品質。對照中國這種「被精神病」亂象，最核心的病灶應該就是司法不獨立，司法不僅不為人民服務，反而是接受行政部門及黨的指揮，當整個中國社會因經濟發展而產生各種不公時，司法既不能獨立審判就不可能發揮「正義最後一道防線」的功能，結果人民只能選擇上訪，而不斷上訪又會造成各級政府不得不加大維穩的力道，「被精神病」現象，就自然不斷惡化。

追根究底，要徹底消滅「被精神病」的亂象，應該要有民主的政府，保障人民有上訪(請願)不受打壓的權利，司法更應獨立以發揮「審查行政是否違法」的功能，但是在目前的中國並不存在這樣的條件。然而時代會往前走，藉由國際的關注，高健先生說「(自)2017 年開始，被精神病案例開始下降了。」畢竟中國政府如果要面對全世界，就應該要嚴肅的面對「被精神病」的問題，我們希望有更多這樣的報導，讓全世界一起來關注中國「被精神病」的狀況。尤其「被精神病」的對象有許多是積極的人權工作者，甚至是律師。當保障人民權益的律師執業時都有可能「被精神病」時，這個國家的人權狀況必然是非常糟糕！作為司法改革暨人權工作團體，我們願意出版這本書，以便把高健先生的努力公諸於世，也讓大家的關注產生改變的力量，當然我們也將會持續關注這些維權人士與人權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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