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迺迪：美國願景

史蒂芬‧甘迺迪‧史密斯（Stephen Kennedy Smith）
為珍妮‧甘迺迪‧史密斯（Jean Kennedy Smith）的長子，甘迺迪總統的外甥，甘迺迪總統圖書館暨博物館的董事會成員，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成員，及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學院講師。

道格拉斯‧布林克利（Douglas Brinkley）
作家，萊斯大學歷史學教授，通曉二十世紀六年代的政治與文化。曾圍繞甘迺迪在任時期撰寫多部著作。

審訂者：尹麗喬（George Yin) 
哈佛大學政府系博士；現為台灣大學大陸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及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專長為國際關係理論、國際安全研究及中美關係。曾任教於美國斯沃斯摩爾學院（Swarthmore College) 政治系，並曾任達特茅斯學院 (Dartmouth College) Dickey國際安全中心博士後研究員，美國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客座資深研究員。

中文版序

史蒂芬‧甘迺迪‧史密斯

這是一本記錄甘迺迪總統傳奇一生和思想的專書，在他逝世六十週年之際出版，以茲紀念。甘迺迪一如偉大的中國思想家老子，能夠理解世間的複雜運作，進而體察人性本質與政治真理。愛爾蘭裔美國作家史考特‧費茲傑羅（Scott Fitzgerald）曾寫道：「只有一流的智者，才有可能在腦中存有兩個對立想法的同時，還能夠持續運作。舉例而言，這樣的智者在看出很多事已然無望的同時，仍能下定決心化不可能為可能。」

甘迺迪總統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受傷但生還。之後他參加過聯合國成立大會，並在一九六二年古巴飛彈危機期間，巧妙而驚險地避免了美國與蘇聯之間的毀滅性核戰──那是讓世界最接近徹底毀滅的一次危機。

由於經歷了這些事件以及一生不間斷的病痛，甘迺迪一方面對生命的絕望和困難有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又成為堅定的樂觀主義者。他堅信「在人類命運的問題上，沒有什麼是人力所不能及。人類的理性與意志曾經解決許多看似無法解決的問題，我們相信人類可以再次克服一切。」

我們所處的當下，可說是自韓戰以來中美關係最緊張的時期。此刻，我們可以回顧甘迺迪總統任內發生的古巴飛彈危機；那是歷史上最近一次領導人一同安然度過對峙、危險和困難的時刻，並於危機之後制定了大國競逐的護欄及維護世界和平的基本準則，裁減核武，並最終促成遏阻核武擴散的《赫爾辛基協定》（Helsinki Accords）。真正的領導人不只需要傾聽，也需要卓越的溝通能力。危機期間，甘迺迪與蘇聯保持正式和祕密的溝通管道，敦促美國人民不要理會蘇聯充滿挑釁意味的宣傳，籲請大家一同體察「即使是蘇聯人也可能有合理的擔憂」。危機過後，他在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發表著名演講──後來被列入二十世紀十大演講──對蘇聯喊話，「歸根結柢，我們生活在同一個星球上。我們呼吸著同樣的空氣。我們都珍視子女的未來。我們都是凡人。」

如果說甘迺迪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那麼他應該正如自己的描述，是「一個沒有幻想的理想主義者」。他明白「沒有一個國家有足夠的能力或智慧，可以解決世界上所有的問題」。同時他也能夠務實面對人類的本質，如果他還在世，或許不會對這個不幸的事實感到驚訝──儘管已經來到二十一世紀，我們仍然面對如二戰一般的慘烈衝突（俄烏戰爭）以及新冷戰的蓄勢待發。和二十世紀中期相比，今日儘管國際合作有長足的進展，科技發展迅速，但全世界對於如何理解和處理國家、民族和政治陣營之間的對抗，改善幅度並不符合我們的期待。

甘迺迪總統是一位理想主義者，他相信和平，並為和平奮鬥。但他也是一位現實主義者，認為沒有堅強的軍事防禦就無法確保和平，相信「所有國家的自由與平等」都值得吾人支持。如果甘迺迪總統今天在這裡，他可能會提醒我們：「在漫長的世界歷史中，只有幾代人有這樣的機會，在最危險時刻挺身捍衛自由。」正如他在就職演說中所說：「現在，號角再次響起，在召喚我們──不是要我們拿起武器，儘管我們需要武器；不是要我們戰鬥，儘管我們嚴陣以待──而是召喚我們承擔重任，在漫漫長夜中繼續奮鬥，年復一年，『在希望中歡欣鼓舞，在磨難中保持耐心』──對抗人類共同的敵人：暴政、貧困、疾病和戰爭本身。」

今日，中美關係日益緊張，臺灣不無可能成為下一個戰場。我的朋友Bill Wang 和尹麗喬（George Yin）博士策畫並推動了這本《甘迺迪：美國願景》中文版的出版。本書反映了甘迺迪總統對美國及世界公共議題的思考，我希望它能激勵中文世界的眾多「仁者」利用中國古代的深厚智慧，與美國及世界各地熱愛和平的人一起，站在人類新文明的最前線，重新思考並找到東方與西方和平共處的方式。大國競逐之餘，我們不應忘記老子的名言：「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當然，追求和平並不像出版一本書那麼容易，儘管這本書的出版需要傑出的出版社和我臺灣的朋友們付出巨大的努力。我要感謝他們，特別是尹麗喬博士的費心辛勞。我對尹博士要致上我最深的感謝，處理本書的籌備、發想及審訂。

追求和平需要願景、智慧和勇氣。我們選擇追求和平，並不是因為它很容易，而是因為它很困難。

親愛的中文世界讀者，讓我們採取行動。

願和平永遠與我們同在。

謹將這篇拙文和這本書，作為我舅舅逝世六十週年的紀念。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

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美國大選後不久，我向當選總統的甘迺迪發出了賀電。作為一名剛抵達印度的難民，我所關注的是是否能確保像我一樣流亡海外的數萬藏人的福祉，及如何保護留在西藏的人的生命、文化和身分等這些緊迫的問題。

我回憶起在大選的前幾週，當時的總統候選人甘迺迪曾在大休士頓牧師聯合會上發表演講。在演說中，他試圖減輕人們的疑慮──因為他身為一名天主教徒，某種程度上來說似乎被認為無法公正履行總統職務。他毫不浪費時間捍衛自己的宗教信仰，他認為這是私事，他更感興趣的是關於如何戰勝貧困。當他說「戰爭、饑餓、無知和絕望，這些問題無關宗教」時，也同時表示他認為作為人類，誰都不想遭遇到這些我們有權克服的問題。

五十多年前，甘迺迪在還是參議員時曾說，身為一個候選人，比起他所屬的教會，對他來說更重要的是他所信仰的美國願景。借著這句話，我們可以問問自己，我們所信仰的世界願景為何，然後再尋找如何共同努力實現這理想世界的方法。他昔日的演說中提到的許多問題仍然存在。今天世界上還是有太多的人飽受戰爭、饑餓、無知和絕望的折磨。僅是美好的祝福和祈禱並不能幫助他們，我們需要採取實際的作為來終結衝突，保障人們的生活福祉，促進並改善教育。

甘迺迪總統期待著一個沒有宗教衝突、不論任何信仰的人都將受到平等對待和尊重的未來。時至今日，這仍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而我相信，如果不同信仰的人能?更好地瞭解彼此，認同和理解世界上所有主要宗教都是以宣揚愛、和平與同情為共同理念，我們便能實現甘迺迪以上的願景。

甘迺迪認為，總統和任何政治領導人的宗教觀點都屬個人私事。重要的是，在他或她的公共行為中應該對所有人負責，而不是對任何特定群體或宗教信仰負責。他呼籲人們以此方式來檢視政治人物，根據他們的政治軌跡以及所做過的事，而不是根據其信仰來評價他們。甘迺迪參議員自敘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只是恰好是天主教徒。他誠實而明確地闡述了個人信念的優先順序。

甘迺迪明確表示，美國是一個政教分離的國家。他這是在遵循美國開國元勳的精神。而在我的家鄉西藏有一個悠久的傳統。在這個傳統中，宗教和世俗事務──寺院和國家──攜手合作。在我還是個孩子時，我越來越意識到這種狀況的弊端。我瞭解到我的上一輩──第十三世達賴喇嘛──改革教育、政府和國際關係的努力是如何被既得利益者所阻礙。我也曾試圖推行社會和經濟改革，但由於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干涉而無法實現深遠的變革。而在那之後，更激烈的事件發生了。

在流亡期間──約是一九六三年時──我們起草了一部西藏新憲法，引入了民主代表制。在運行推動了一段時間後，領導階層於二一年透過直接選舉產生，我則半退出了政治舞台。二一一年，我將政權完全移交給民選的領導階層。我不僅退休了，還終結了達賴喇嘛在擔任宗教領袖之餘，同時擔任西藏政治領導人的傳統。我是自願、快樂和自豪地這樣做的。我相信未來的西藏將政教分離；精神信仰是西藏人民個人的事，但西藏領導人需對投票給他們的人負責。

時至今日，在大休士頓牧師聯合會演講首次發表半個多世紀後，再有機會讀到這篇講稿，讓我回想起甘迺迪先生在參選總統時所帶來的坦率和奉獻精神，這不僅激勵了美國人民，也為世界各地的人們帶來希望。今天，我們迫切需要重新點燃希望。將甘迺迪過往重要演講彙集在一起編成專書，以慶祝他誕辰一百週年，相信是朝著這個方向邁出的一步。（編注：本書原文版出版於二一七年，適逢甘迺迪一百週年誕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