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走過地獄之後，故事尚未完結
從1950年到2017年的近七十年間
歐洲人將經歷一段時而高峰、時而低谷
宛如雲霄飛車般的激盪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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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邦《極端的年代》、東尼．賈德《戰後歐洲六十年》之後
這個世代不可錯過的歐洲史經典作品
英國歷史學家、希特勒研究權威伊恩．克蕭
20世紀史詩二部曲《地獄之行》、《激盪時代》

一個鐵幕壟罩、核戰陰影、經濟起伏與移民危機的時代。
1950年，歐洲正從歷史上最慘烈的黑暗年代甦醒過來。戰爭雖然結束了，但仍處處可見戰爭留下的痕跡。城鎮可以很快重建，經濟活動可以恢復，人們可以重拾過去的生活，但精神與道德上的創傷卻久久無法癒合。此外，歐洲的戰火硝煙雖已散去，但核子戰爭的威脅仍近在眼前，美蘇兩強一觸即發的態勢不僅威脅到歐洲，甚至威脅整個人類文明的存續。
二十世紀後半除了是冷戰的年代，也是人類文明快速發展的年代，在這五十年我們的經濟高度成長，科技一日千里。戰後嬰兒潮的孩子們誕生在新時代，他們親眼見證人類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各領域快速的變化，且隨著全球化的腳步遍及地球每個角落。
從1950年到2017年這近七十年的歐洲，宛如沿著蜿蜒曲折的道路從一個不安全時代，走入另一個不安全時代，這段期間有高峰，也有低谷，有進步與希望，也有挫折與幻滅。本書作者克蕭認為歐洲人像是坐上一台激盪起伏的雲霄飛車，而且未來遠還沒有終結，驚險的旅程也還沒有結束。一切未完待續。

【歐洲戰後的歷史發展，給予台灣讀者的四點反思】
一、了解這段歷史，才能理解歐洲對中國的綏靖態度。
二、國家是討論的根本，唯先有「國家」，才能談「超國家」組織。
三、民主體制要靠決心與實力守護，沒有民主，就沒有自由。
四、唯有落實轉型正義，是個「正常國家」，再來思索走向「福利國家」。

★專家推薦：

張國城｜台北醫學大學通識中心教授
蕭育和｜國科會人社中心博士級研究員
【推薦導讀】

正如克蕭所強調的，歐洲的未來特別難以預測，這是因為我們「很容易低估歷史變革中的偶然性作用」。但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克蕭認為「個人」，而非「結構性的因素」擁有形塑歷史的力量，這跟當今的一些學術風潮是背道而馳的。──麥克福爾（Michael A. McFaul），美國前駐俄大使、史丹佛大學政治學教授

★媒體推薦：

克蕭創作了一本易於理解的學術綜合著作，範圍廣泛，判斷明確……《激盪時代》是一本厚重但優雅的書籍。──《華爾街日報》
根據本書所描繪和解釋的，過去七十年來歐洲的歷史，應該至少讓人們相信事情並不像是看起來的那麼糟糕。──《紐約時報書評》
克蕭運用他卓越的才能，深入研究了諸如柏林圍牆倒塌、德國統一，以及新形勢下脆弱的歐洲的「接觸全球」……這是一位值得信賴的歷史學家所做的精采總結，還提供了廣泛的參考書目供進一步閱讀。──《科克斯書評》
撰寫一本有著四十多個國家、長達六十七年的歷史的大陸是項艱巨的任務，但克蕭以他不屈不撓的敘述力和出身的文筆，成功完成了這項任務。──《出版人周刊》
在福山宣布蘇聯帝國的崩潰意味著「歷史的終結」近二十年後，克蕭在這本關於1950年以來歐洲的廣泛記述中展示了歷史的持續波動和困惑……這是一部富有野心且引人深思的編年史。──《書單雜誌》
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這本書很可能成為歐洲歷史的基本教材。它的優點在於寫作出色，講述了一個迷人的故事。──《圖書館雜誌》
克蕭指出，當今的歐洲比其漫長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更加和平、繁榮和自由。但舊有的傷口仍然在化膿，諸如區域和階級不平等仍然存在；專制主義再度抬頭；經濟和移民危機揭示了「自由價值的膚淺」和團結的局限性。確實，克蕭認為「民族國家的訃告」被過早地寫下，「根植於歷史的既得利益」仍然困擾著歐洲政治。──《衛報》書評

★目錄：

導讀（張國城）
推薦序（蕭育和）
作者序
導言　歐洲的兩個不安全時代
第一章　緊張對峙
冷戰方酣／與核彈共處：惶恐畏懼還是聽天由命？
第二章　西歐成形
鞏固民主／帝國的後退
第三章　鐵鉗之勢
放鬆鐵鉗：蘇聯／南斯拉夫的「離經叛道」／收緊鐵鉗：蘇聯陣營／舊秩序的維持／受到威脅的舊秩序
第四章　美好時代
經濟奇蹟／福利國家／消費社會／朝向一體化的踏腳石
第五章　災後文化
昔日的陰影／對過去的利用與濫用／與過去決裂／與過去的價值觀決裂
第六章　重重挑戰抗議與暴力
另一個「一九六八年」／變幻不定的東歐局勢／社會民主在西歐的前進
第七章　轉折關頭
困難纏身的各國經濟／經濟衰退中的政治／民主得勝／冷戰重起
第八章　東方之變
蘇聯的改革／改變之勢／一切照舊：西歐的關注
第九章　人民力量
衛星脫軌／德國統一的出奇快捷之路／蘇聯漫長的垂死掙扎新時代
第十章　嶄新開端
族群戰爭／錯寄的希望／統一的希望／西歐令人沮喪的治理狀況
第十一章　接觸全球
「反恐戰爭」／全球化的兩面／全球化的政治挑戰／歐盟的挑戰／「普丁因素」
第十二章　危機年代
崩潰得免／緊縮政治／移民危機／恐怖主義威脅／普丁的進攻／英國脫歐
後記　新的不安全時代
部分參考文獻
誌謝

＜作者簡介＞

伊恩．克蕭（Ian Kershaw, 1943- ）
英國歷史學家，牛津大學歷史學博士，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皇家歷史學會會員，專長是二十世紀的歐洲史、德國史，也是當代納粹德國跟希特勒研究權威。
克蕭師從德國歷史學家馬丁．布羅薩特（Martin Broszat），早年的他原本投入歐洲中世紀研究，關注當時的德國農民。1972年克蕭拜訪巴伐利亞，在慕尼黑的咖啡館和一位老人聊天，老人對他說：「你們英國人實在太愚蠢了，你們應該跟我們站在一起打敗布爾什維克主義，統治地球。」接著老人又補了一句：「猶太人就像人身上的蝨子！」由於這件事讓克蕭開始熱衷於了解為何德國一般民眾會支持納粹主義，他的研究取向也轉向近現代德國社會史，進而成為研究納粹主義、希特勒的頂尖學者。
克蕭的代表作是兩卷本《希特勒傳》（2000年沃爾夫森歷史獎得獎作品），另有《地獄之行：二十世紀歐洲百年史（卷一）》、《命運攸關的抉擇：1940-1941年間改變世界的十個決策》（Fateful Choices）等十數本著作。

譯者：林華
英文譯者、聯合國翻譯，在聯合國工作三十餘年。主要譯作有伊恩．克蕭《地獄之行》、阿蘭．瑞安（Alan Ryan）《論政治》（On Politics）、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從黎明到衰落》（From Dawn to Decadence，台灣貓頭鷹出版社另有繁中版《從黎明到衰頹》）。

★內文試閱：

第一章　緊張對峙
一九五○年，二次大戰的餘波漸平，新歐洲悄然成形，但它是個一分為二的大洲，無論是在意識形態方面、政治方面，還是社會經濟方面。歐洲歷史上一個空前不安全的新時代就此開啟。形成這個時代的根本性因素一是二戰的主要遺產―─歐洲的分裂，二是令人驚駭的核滅絕威脅。
四十多年間，歐洲的東西兩半因冷戰而漸行漸遠。它們的發展各走各路，卻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把軍事實力置於首位。戰後歐洲的鐵幕兩邊都以軍事實力為最重要的特徵，而掌握軍事實力的只有兩個國家―─美國和蘇聯。兩國都極為關注國家安全，都決心不許對方主導歐洲。美蘇之間緊張關係的一個全新因素是，兩國關係歸根究柢靠的是破壞力恐怖到誰也不敢動用的武器。僅僅數年，這種武器就發展成為足以摧毀一切的力量。美國和蘇聯一個已經是超級大國，另一個馬上就要成為超級大國。到一九四九年，兩國都擁有了原子彈，四年後又都造出了威力大得多的氫彈。很快的，它們的核子武器庫就足以消滅地球上的文明生活數次有餘。
一九五○到一九六二年是冷戰最激烈、最危險的時期。歐洲在這段時期的大部分時間內都是冷戰的中心。但事實上在核子武器時代，超級大國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對抗都會給歐洲帶來極為慘重的後果。
冷戰方酣
大戰硝煙才散，美蘇衝突已現苗頭。有時黑雲壓城，然終未發生災難性事件。可是，新的十年甫一開始，就爆發一場可能帶來嚴重後果的危機。危機爆發的地點是在遙遠的朝鮮半島，這最清楚地顯示歐洲無法在兩個超級大國的全球性衝突中置身事外。一九四五年之前，美國被拉入歐洲事務，心不甘情不願地參與了兩次世界大戰。而現在，西歐卻實質上成了美國外交政策的附屬，儘管是重要的附屬。東方陣營（除了二戰後拒不依附莫斯科的南斯拉夫）更是直接投入，支持蘇聯在世界各地對抗美國。
朝鮮半島自一九一○年被日本人吞併後一直受日本統治，直到結束。接著，美蘇協議暫時分治朝鮮，把朝鮮半島沿北緯三十八度線大致分成了兩半。到一九四八年，朝鮮要實現統一已經沒了指望，分裂自此固定了下來：北邊的部分由共產黨統治，實際上是蘇聯的衛星國，被莫斯科視為蘇聯勢力範圍的一部分；南邊的部分激烈反共，受美國利益支配。一九四九年九月，中國共產黨打敗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在二十多年（包括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年血流成河的全面抗日戰爭期間）的殊死內戰中贏得了勝利，朝鮮半島因此失去了隔離共產主義的屏障。在共產主義影響的這片廣袤地區，南韓成了僅存的非共產主義飛地。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超級大國的對抗隨之急劇升級。美國決心遏制蘇聯的勢力，十分警惕共產主義可能會進一步擴張，無論是在歐洲還是在東南亞。南韓一旦失守，日本顯然就將門戶大開，這是美國完全無法接受的。
美國人猜想得不錯，朝鮮發生摩擦不可能事先不經史達林的准許。事實上，史達林數週前就開了綠燈，但他不願意派遣作戰部隊，而是希望中國在必要時出兵援助。美國領導層認為，要防止出現骨牌效應，必須當即阻卻共產主義的擴張。美國總統杜魯門說，如果我們對朝鮮半島的情況坐視不理，蘇聯人就會「把亞洲一塊塊吞掉」。而且「如果我們放棄亞洲，近東將崩潰，歐洲會怎麼樣就很難說了」。在戰後的歐洲，人們不是最後一次以一九三○年代綏靖政策的失敗作為採取軍事行動的理由。有人說，如果現在不擋住共產主義的推進，第三次世界大戰就會發生。
美國獲得了一九四五年十月創立的聯合國的支持，使用武力來保衛一個遭到攻擊的會員國。這是歷史首次以聯合國的名義用兵，是由於蘇聯的一次失誤造成的。一九四五年二月的雅爾達會議上就創建聯合國達成協議時，史達林和美國領導層都如願以償，獲得了將要設立的安理會中的一票否決權。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除美蘇之外還有英國、法國和中國。當時認為，有了大國控制的安理會，聯合國將比國聯有效得多。但冷戰期間的事態多次證明這個假設大謬不然，因為只要一個超級大國使用否決權，安理會就必然陷入僵局。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一九五○年蘇聯為抗議安理會不肯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暫時杯葛安理會，安理會於是得以批准援助南韓。史達林很快意識到自己的失算，蘇聯又返回了安理會，但為時已晚，無法阻止美國指揮的「聯合國軍」去支援南韓的軍隊。韓戰結束時，包括南韓軍隊在內的聯合國軍總數幾乎達到九十三．三萬人，其中南韓軍隊（五十九．一萬人）和美軍（三十．二萬人）占了壓倒多數。一些歐洲國家也派出了作戰部隊，有英國，也有出兵少得多的法國、比利時、希臘和荷蘭，盧森堡派的部隊更是為數寥寥。
美軍把北韓軍隊逐出了半島南部，接著越過三十八度線挺進北部。史達林擔心和美國直接兵戎相見，拒絕了北韓要蘇聯干預的請求。然而，中國領導人毛澤東不想讓整個朝鮮半島落入美國控制之下，因為那可能會成為美國將來攻打中國的跳板（那時中蘇關係已經不太和睦）。一九五○年秋，毛澤東派大軍揮師朝鮮，迫使美軍第八集團軍倉皇後撤。這初次表明，西方必須面對中國是軍事強國這一事實。不到兩個月，整個朝鮮半島北部又回到了共產黨手中，朝鮮半島南部的漢城（今首爾）也被攻陷。對此，華盛頓驚惶不安，甚至考慮要動用原子彈。
據某些人估計，美國與蘇聯相比，在可投入作戰行動的原子彈數量上占據七十四比一的絕對優勢。但是，具體應該打擊什麼目標呢？韓戰的主要戰場在農村地區，沒有明顯的打擊目標。還要考慮使用核子攻擊可能會激起大規模報復，造成這場區域戰爭升級，也許會導致蘇聯入侵西歐，甚至對歐洲城市投擲原子彈。一九五○年歲末，擴大衝突將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戰成為實實在在的可能，對此美國軍方領導層開列了一份準備攻擊的蘇聯和中國城市的清單，並考慮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中國退回鴨綠江另一邊。如有必要，將「立即使用原子彈」。
明智的意見最後占了上風。到了一九五一年春天，中國的軍隊在大量的流血中被阻擋了下來，美國人重新獲得主導權，聯合國軍的部隊最終逼退了共產主義軍隊。接下來的兩年裡，雙方陷入了可怕的消耗戰。一九五三年七月達成朝鮮停戰協議時，情況與開戰前幾乎沒有不同，雙方又回到了三十八度線後自己的一邊。長達三年的慘烈戰爭造成數百萬人傷亡，其中絕大多數是南北朝鮮的人。美國的負傷人數接近十七萬，死亡人數超過五萬，歐洲的傷亡人數超過八千，其中大部分是英國人。
歐洲與朝鮮半島相距遙遠，也不是主要參戰方，卻受到這場戰爭的重大影響，其緣由是美國的國防開支急劇增加。韓戰爆發前，蘇聯於一九四九年八月在今天哈薩克境內的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實驗場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美國因此感到亟須進一步發展核子技術，繼續保持領先蘇聯的地位。於是杜魯門總統不僅下令加快生產原子彈，而且於一九五○年一月三十一日要求製造「超級炸彈」（super-bomb）。韓戰造成美國軍費開支飆升，但在那之前，軍費成長已經進入了快車道。一年之內，美國的國防預算翻了四倍有餘。一九五二年，軍費開支幾乎占到美國國內生產毛額（GDP）的五分之一，而僅僅三年前，這個比例還不到二十分之一。在同年（一九五二年）的十一月一日，美國試爆了第一顆超級炸彈。氫彈爆炸時「遮蔽了整個地平線」，把實驗場所在的太平洋島嶼（埃尼威托克環礁，Eniwetok Atoll）炸得無影無蹤。而僅僅九個月後的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蘇聯在中亞的沙漠裡也試爆了自己的氫彈。後來，邱吉爾恰當地形容說，這是帶來「一視同仁的滅絕」的「新恐怖」。
美國視蘇聯為迅速增長的威脅，制定了在全球範圍內遏制蘇聯的政策。因此，不出所料，美國感到必須審查軍費開支，也要重新考慮對海外的投入。這顯然影響到了歐洲。美國對歐援助的重點日益轉向軍事領域。一九四七年為刺激歐洲戰後經濟復甦而制定的馬歇爾計畫已經執行完畢，在該計畫下，美國四年內向歐洲提供了約一千三百萬美元的援助。到一九五一年年底，美國對歐的軍事援助卻幾乎達到了五十億美元。而在一九五二年，由於韓戰爆發導致的軍備增加，美國對西歐的援助百分之八十都是用於軍事目的，而非民事重建。
為了防衛西歐，一九四九年四月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最初有十二個成員國：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義大利、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葡萄牙和冰島（一九五二年增加了希臘和土耳其）。但美國領導人從一開始就清楚地看到北約軍力不足。他們覺得，歐洲國家應該多承擔一些它們自己的自衛費用，美國要擔負世界警察的角色，不能繼續為防衛歐洲而承載完全不合比例的沉重負擔。於是，北約的每個歐洲成員國都增加了國防開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或稱西德）被禁止製造武器，但它不斷增加軍用機械、工具和車輛的產量。旺盛的鋼鐵需求使西德大為受益，從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三年，西德的鋼產量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為它生機勃勃的「經濟奇蹟」加了一把火。軍費開支必須轉化為軍力，所以北約成員國在一九五二年的里斯本會議上決定，兩年內至少增加九十六個師的兵力。
然而，人們無法再對最重要的問題視而不見。如果不讓西德重建軍隊，加強北約就只是一句空話。可是，人們不久前才靠著強大的同盟粉碎了德國的軍事力量，以為從此將一勞永逸。也因此，西德的鄰國不出所料地因德國軍國主義可能東山再起而憂心忡忡（蘇聯對這個可能性感到恐懼也完全可以理解）。一九五○年，韓戰爆發後不久，美國人就提出讓西德重整軍備。他們不停地推動此事，北約的西歐成員國也不得不承認美國人言之有理。如果歐洲人自己都不願意為歐洲的防衛付出，美國人為什麼要繼續承擔大部分費用呢？在歐洲人這方面，他們總是有一絲揮之不去的擔憂，怕美國會退出歐洲，像是美國在一九一八年後就退出了歐洲，二戰結束時也一度有過這個打算。歐洲人也認識到，需要確保西德與西方聯盟的緊密連結。一九五二年，史達林曾提出讓德國完成統一、保持中立，企圖誘使西德脫離西方聯盟，但遭到西方領導人的斷然拒絕。史達林這一倡議被西方解讀為企圖把美國趕出歐洲，該倡議也顯然是為了防止西德更緊密地融入西方聯盟（而這正是艾德諾總理領導下的西德政府盡力爭取的目標）。現在，這與西德建軍的問題緊密地連在了一起。
如何既使西德成為軍事強國，又不得罪激烈反對此提議的歐洲國家，這個難題讓人大傷腦筋。一九五○年的一個提議似乎有可能在這個問題上有所突破。令人意外的是，這個提議來自法國，由法國總理普利文（René Pleven）在一九五○年十月提出，目的是想避免西德像美國希望的那樣加入北約。法國想成立一個歐洲防衛組織，允許德國加入，但控制它的參與程度。這個提議設想建立一支歐洲軍隊，裡面包括西德部隊，但指揮權不在德國人手中，而是由歐洲掌握（這實際上確保了法國對西德部隊的監督）。在這一提議的基礎上，一九五二年五月通過了建立歐洲防衛共同體（European Defence Community）的條約。
但這個名稱與實際狀況不符，歐洲人設想成立的防衛共同體甚至沒有包括西歐的所有國家。這個組織從一開始就遇到後來幾十年間妨礙實現歐洲一體化的所有努力的根本性問題：如何在成立超國家組織的同時，堅持各成員國的國家主權。一九五○年，舒曼計畫（Schuman Plan，以法國外長舒曼命名）被提了出來。次年，在舒曼計畫的基礎上成立了歐洲煤鋼共同體（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歐洲共同市場（Common Market）以及後來的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於是雛形初具。歐洲煤鋼共同體的成員有法國、西德、義大利、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但是英國選擇不加入。歐洲防衛共同體採用了類似的模式，成員國也是同一批。與法國並列歐洲頭號軍事強國的英國雖然歡迎歐洲防衛共同體的成立，並保證自己作為北約成員國將與之進行最緊密的合作，但並未成為它的成員。英國不想派軍隊無限期地為歐洲提供防衛能量，也不想參與一個旨在（如一九五二年英國外交大臣艾登所說）為「歐洲聯邦鋪路」的組織。加入超國家的歐洲防衛共同體將意味著國家主權受到削弱，這是英國完全不願意考慮的。北約的北歐成員國也持有同樣的觀點。於是，歐洲防衛共同體只能像最初打算的那樣，成員僅限於在經濟政策上開始趨於一致的國家。成立共同體的條約必須得到成員國的批准，而這個關節卻在發起國法國出了問題。關鍵還是國家主權。一九五四年八月三十日，批准成立歐洲防衛共同體條約的議案被提交給法國國民議會，卻遭到堅決拒絕。歐洲防衛共同體就這樣胎死腹中。
然而，德國並未打消重整軍備之議。艾德諾對歐洲防衛共同體的夭折深感遺憾，因為他認為這是完成西歐一體化的重要一步。他起初覺得，法國國民議會的投票結果使他想讓德國重新獲得主權的希望落了空。但其實，這次的失敗恰好為艾德諾打開了大門，使他得以實現他（以及英國和美國）念茲在茲的目標，那就是讓西德建立軍隊，成為北約名副其實的成員國，並被承認為主權國家。現在正是邁出這一步的好時機，史達林在一九五三年三月去世了，韓戰結束了，西德已成為西方聯盟的堅定一員。關於西德保持中立、完成統一的念頭也名存實亡（但身為在野黨的社會民主黨領導層仍然不肯放棄這個念頭，他們也獲得了相當一部分德國輿論的支持）。在一九五四年九月的倫敦會議和十月的巴黎會議上，北約成員國同意結束對德國的占領（但盟軍部隊在德國的同意下將繼續駐留），接受西德為主權國家，並接納西德為北約成員國。一九五五年五月五日，西德獲得了國家主權。四天後，西德正式加入北約。自此，西德獲准組建陸軍（不能多於五十萬人）、空軍和海軍，不過絕對不能擁有核子武器。
從蘇聯的角度來看，西方的事態發展讓它深感憂心。美國是唯一在戰爭中實際使用過原子彈的國家。美國率先研發出氫彈，軍事干預了朝鮮事務，在美蘇間正在展開的軍備競賽中，跑在了前頭。現在，美國又在西歐鞏固了反蘇聯盟，把重整軍備的西德也拉入聯盟。蘇聯曾千方百計試圖阻止這件事情發生，它對「德國軍國主義」的東山再起感到憂懼，甚至在一九五四年向西方國家表示自己願意加入北約，試圖以此削弱或破壞西方聯盟的決心。但蘇聯白費了心思，它的建議當即遭到西方國家的回絕。
蘇聯的提議不出所料地撞上了南牆，而且在蘇聯眼中，北約是由美國領導層的鷹派把持、與蘇聯為敵的侵略性聯盟，因此，蘇聯會對北約接納西德一事迅速做出反應也就不足為奇了。僅僅十天後，華沙條約組織（華約）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成立，把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或稱東德）同蘇聯綁在一起，組成軍事聯盟。同時，蘇聯也著手跟戰略上重要的「流動」歐洲國家，特別是南斯拉夫和奧地利，改善關係，以確保它們不致於被拉入西方聯盟。蘇聯跟南斯拉夫之間的裂痕自一九四八年狄托和史達林翻臉後，就一直沒有彌合，但現在至少在官方層面上得到解決。一九五五年六月二日，兩國在貝爾格勒發表宣言，宣布互相尊重獨立和領土完整，保證互不干涉內政。五月十五日，華沙條約組織成立次日，美、蘇、英、法四個戰勝國簽署了《奧地利國家條約》（Austrian State Treaty，定於七月二十七日生效），結束對奧占領，使奧地利成為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蘇聯同意邁出這一步的條件是，奧地利必須保證不在自己領土上設立軍事基地，也不加入任何聯盟。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占領國撤離的第二天，奧地利正式宣布中立。而在那之前的一個月，蘇聯關閉了赫爾辛基附近的一個海軍基地，表明蘇聯允許芬蘭更明確地確立中立地位，真正獨立於強鄰蘇聯，但不加入北約。
歐洲就這樣形成了隔著鐵幕彼此對峙的兩個軍事聯盟，各自的盟主都是超級大國，都擁有破壞力大得超乎想像的武器。鐵幕為世界帶來了一段短暫的穩定期，冷戰的冰層雖然沒有融化，但至少也沒有加厚。美蘇兩國領導人看來都願意緩和緊張局勢。一九五五年七月十八日，美、蘇、英、法的政府首長在日內瓦舉行會議。這是他們十年來的首次聚會，上次還是在二戰歐洲戰場的戰事剛結束時召開的波茨坦會議。這一次的峰會（人們開始如此稱呼這個級別的會議）討論了各種問題，尤其是影響到安全的問題。這場峰會似乎為建立和平共處的基礎帶來了一線希望。兩個超級大國的領導人至少願意坐下來談，這是這場峰會能夠抓住的稻草。然而，峰會並沒有達成任何有意義的結果。艾森豪總統提議執行「開放天空」（open-skies）政策，讓美蘇兩國能夠空中偵察彼此的領土。但因為蘇聯人不想讓美國看到他們的核子設施，怕美國發現蘇聯的遠距轟炸能力是多麼有限，所以當即拒絕了這個提議。（不過這對美國人毫無影響。不久後他們就開始派遣新的U-2偵察機飛越蘇聯，直到一九六○年五月一架U-2飛機被擊落，飛行員蓋瑞．鮑爾斯﹝Gary Powers﹞被俘，造成國際事件為止。）「日內瓦精神」很快就煙消雲散了。一年之內，冷戰重新抬頭。匈牙利事件與十一月初爆發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其間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威脅要對英法使用「火箭武器」）恰好同時發生，這些事件使國際關係再次變得十分緊張。
此時，核武軍備競賽已接近白熱化，不過鐵幕兩邊大部分一般百姓對核子武器儲存的規模都毫不知情。英國在一九四七年就決定必須製造自己的原子彈（認為這樣才能保證自己在國際外交「頭桌」上有一席之地）。英國工黨首相艾德禮（Clement Attlee）早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美國對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時，就努力倡議英國要研發自己的原子彈。隔年，當其他人，包括艾德禮自己，都猶豫動搖的時候，戰後工黨政府的主要人物―─外交大臣貝文（Ernest Bevin）也力主英國要能夠自己製造原子彈。他宣稱，無論花費多大，「我們都必須擁有這種武器。必須讓上面有聯合傑克1。」一九五二年十月，英國在澳大利亞西海岸外的蒙特貝洛群島（Monte Bello Islands）進行了首次核子試爆，成為第三個擁有核武的國家。不出兩年，英國政府又決定製造氫彈。一九五七年，不斷擴大的熱核武器庫中增加了英國的氫彈。接替艾德禮任首相的邱吉爾說，這是坐上世界強國的「頭桌所付的代價」。法國和英國一樣，也認為擁有自己的原子彈（然後是氫彈）是大國地位的象徵，不可或缺。於是法國在一九六○年二月於阿爾及利亞撒哈拉沙漠中的拉甘（Reggane）附近，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一九六八年法國製造出了熱核武器，成為「核子俱樂部」的新成員。這一切造成了令人擔憂的核子武器擴散，雖然擁有核武的都是二次大戰的戰勝國。但關鍵問題是，兩個超級大國正競相獲得愈來愈大的毀滅能力。
一九五四年三月，美國人在馬紹爾群島（Marshall Islands）的比基尼環礁（Bikini Atoll）上試爆了一顆氫彈，其威力比夷平廣島的原子彈大了七百五十倍。一百多公里以外都有人因爆炸產生的原子塵輻射而喪生。蘇聯人不甘落後，同年九月在南烏拉爾（Southern Urals）奧倫堡州（Orenburg Oblast）的托茨科耶村（Totskoye）附近，試爆了一顆更大的氫彈，次年又首次試爆了機載氫彈，比他們的第一顆原子彈威力大一百倍。同時，美國正在研發製造能夠裝在導彈彈頭裡的小型「戰術」核子武器。自一九五三年秋天起，美國逐步在歐洲增加戰術核子武器的儲存量，最終達到了相當大的規模。很快的，美軍軍官就在訓練中開始學習如何在被核子武器炸得滿目瘡痍的歐洲戰場作戰。次年，美國的鷹派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是他構想了新的政策目標，不再僅僅「遏制」，而是要「擊退」蘇聯共產主義）告訴北約領導人，必須把原子彈視為西方聯盟防禦能力的常規部分。在歐洲打一場有限的核子戰爭似乎成為實實在在的可能。美國考慮對蘇聯發動閃電癱瘓式打擊戰。一九五四年三月，在對美軍各軍種代表的一次通報中，戰略空軍指揮部司令李梅將軍（Curtis LeMay，他在二戰末期指揮轟炸日本城市）介紹了對蘇聯發動大規模空襲的計畫，設想「兩小時後，整個蘇聯將變成濃煙滾滾的輻射廢墟」，李梅「堅信三十天即足以打完第三次世界大戰」。
核武力量的升級令人瞠目結舌。一九五○年，美軍擁有二百九十八枚原子彈。到一九六二年，美國手中的核彈達到了二萬七千一百枚，還有二千五百多架遠程轟炸機。蘇聯是有一些可以到達美國目標的遠距轟炸機，但在數量和性能方面都遜於美國。不過，到了一九五七年，蘇聯在軍備競賽中連下兩城，再次讓它的對手陷入了焦慮。那年八月，蘇聯發射了世上首枚洲際彈道飛彈。更驚人的是，在莫斯科時間的十月五日凌晨，蘇聯用洲際彈道飛彈把第一顆人造衛星送入了外太空，這顆人造衛星名為「史普尼克號」（Sputnik），意思就是「旅行上的伴侶」。雖然大多數歐洲人都為此歡欣鼓舞，視其為了不起的成就，是探索外太空的第一步，但是美國科學家和政治人物卻馬上意識到「史普尼克號」的真正意義―─蘇聯可能很快就能夠從外太空向美國發動核子攻擊。美國的一份報告指出，美國在技術上落到了蘇聯後頭，必須警惕。報告呼籲大力發展美國的導彈力量，這當然需要增加大量經費。到一九五九年，美國的軍費開支占到了聯邦預算的一半。前一年，美國緊隨蘇聯之後進入了外太空，用「探險者」火箭和（在一次丟臉的失敗後）「先鋒」火箭把自己的衛星送入軌道。同年，一九五八年七月，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成立，負責針對外太空的科學探索，但它的一部分資金來自五角大廈（Pentagon，美國國防部），專門用於導彈研究，這突出了美國迅速擴大的太空計畫的軍事意義。美國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對美國相對於蘇聯的「導彈差距」懷有近乎偏執的恐懼，認為美國落在了後面。但其實，一九六○年十一月甘迺迪當選美國總統時，美國可用的核子武器可能已經是蘇聯的十七倍有餘。
然而，此時比拚哪個超級大國的核武庫更大，基本上已經沒有意義了。一九六○年代初，核武軍備競賽早已達到了被恰當地稱為「保證互相毀滅」的水準。洲際彈道飛彈幾分鐘內就能把毀滅性的炸彈送達目的地。轟炸機和潛艇編隊都裝載了核子武器，一聲令下即可發射。危機也許會升級到按下核子按鈕的程度，偶發的事故都可能會引爆核彈，造成巨大破壞，例如說在一九五七年，一架美國轟炸機墜入一處存有三枚核彈的倉庫，差一點就毀掉東盎格利亞（East Anglia）。我們的世界只能面對這一現實。一九六一年十月三十日，蘇聯在北極圈以北的北冰洋新地群島（Novaya Zemlya archipelago）上空引爆了冷戰期間體積最大、威力最強的核彈，再次讓世人看到核子戰爭將造成的無法想像的破壞。那次爆炸的蘑菇雲直上四十英里的高空，進入了地球的平流層。爆炸的閃光在六百英里以外都能看到。這顆五十兆噸級的龐然大物破壞力大得超乎想像，據說比投在廣島和長崎的兩顆原子彈加起來的威力大一千四百倍，遠遠超出二次大戰中所有交戰方使用過的所有彈藥。
在那之前的三年中，柏林再次成為超級大國間緊張關係的焦點。一九四八年，史達林試圖把西方盟國趕出柏林，引發了一次重大危機。雖然柏林由四個戰勝國共同占領，但是柏林的位置卻在位處蘇聯控制區約一百英里的深處。西方盟國為打破史達林針對柏林的封鎖，執行了將近一年的「柏林空投行動」，直到史達林在一九四九年春天終於讓步。一九五八年，史達林的繼任者赫魯雪夫認為是時候再次在柏林問題上向西方盟國施壓，他這樣做是為了回應美國在西德政府的鼓動下，準備在西德部署中程核子武器的計畫，而美國的計畫本身又是為了回應蘇聯發射衛星和赫魯雪夫大肆吹噓自己的核武能力。
一九五三年史達林死後，克里姆林宮內部的權力鬥爭持續了兩年多。最後，赫魯雪夫力壓群雄，登上了蘇聯領導人的寶座。赫魯雪夫身兼部長會議主席和共產黨第一書記二職，等於包攬了國家總理和至為重要的黨主席的權力，成為蘇聯的最高領導人。赫魯雪夫是史達林一手提拔起來的（在歷次清洗中也起了作用），他出身窮苦，沒有受過多少教育，行為粗魯但頭腦機敏。他表面上隨和友好，但轉眼間就可能發怒。一九五○年代中期，西方一度希望能跟赫魯雪夫領導下的蘇聯改善關係，減少緊張。但是，赫魯雪夫在外交事務中比史達林更難以預測。這增加了超級大國衝突迅速失控的危險。
柏林地位問題一直讓東德領導人和蘇聯如芒刺在背。西柏林好比蘇聯控制的大海中一個由西方管理的小島。西方占領軍有權進出東柏林（正如蘇軍巡邏隊偶爾也進入西柏林一樣，因為整個柏林城嚴格來說是由所有四個占領國控制的）。東柏林居民可以暢通無阻地進入西柏林這個展示西方繁榮的櫥窗。東柏林人不單是去西柏林轉一圈再回來，他們中間許多人在西柏林找到了工作，定居下來，享受了西德更高的生活水準。一九五三到一九五六年年底，有一百五十多萬東德人用腳投票，離開了東德。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又有近五十萬人加入了離去的人潮。如此大規模的人口外流打亂了東德領導層的經濟與政治規劃，也不利於維持東德這個抵禦西方資本主義的堡壘。除了經濟上的考慮，不久前還發生了一系列事情，諸如西德重建軍隊，加入北約，領土上還部署了美國的核武。此外，西方還在西柏林大肆從事間諜和宣傳活動（愈來愈多的東柏林人每天都透過從西柏林傳來的電視節目，受到西方宣傳的影響）。赫魯雪夫認為是時候對現狀提出挑戰了。重啟柏林地位的問題就意味著重啟德國問題。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七日，東德領導人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在一次重要談話中宣稱，「整個柏林都位處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領土之上」，在它的主權範圍之內。此言完全與柏林作為受四個占領國共同控制的城市的地位不符。但烏布利希的談話顯然得到赫魯雪夫的首肯，因為僅僅兩週後的十一月十日，赫魯雪夫就在莫斯科宣稱，結束柏林占領的時刻已經到來了。十一月二十七日，赫魯雪夫向美、英、法三個西方國家發出了最後通牒，要它們在六個月內接受西柏林的非軍事化，就此結束它們的「占領政權」，否則蘇聯和東德就將採取單方面行動來完成這個目標。而那樣的話，作為占領柏林的基礎的戰時協議也將隨之作廢。
顯然，如果接受這個最後通牒，西方國家的力量將遭到嚴重削弱，而且不只在柏林。西方國家因此展開半妥協的外交活動（但實際上沒有做出任何讓步），艾森豪總統又邀請赫魯雪夫於一九五九年訪美，結果避免了雙方的攤牌。最後通牒規定的時限平安過去了，沒有任何動靜。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赫魯雪夫開始長達十二天的美國訪問。那次訪問儘管沒有產生實質性的成果，但兩個超級大國的領導人借此機會見了面，兩國間的冰冷氣氛也出現了短暫的升溫。
山雨欲來的危機暫時平息了下去。蘇聯之所以願意緩和中歐的緊張局面，原因之一是蘇聯跟中國關係惡化（毛澤東無視赫魯雪夫就是個證明）。然而，緊張局勢必定會重啟，因為有大批東德人越過邊界進入西柏林這個根源性的問題愈發嚴重。為阻止人口不斷西流，東德政權早在一九五二年就關閉了西德邊界。但是，東西柏林之間的邊界並未關閉，想去西方的人仍然可以由這條路離開東德。
此時，每天都有數百名東德人越過邊界。在高峰時期，像是一九六一年四月六日一天內就有二千三百零五人從東柏林進入西柏林。離開東德的大多是年輕人，許多人是農民，他們為了逃避一九五八年六月開始的農業生產集體化運動而選擇西去。去西德尋求更好生活的人群中，還有大批技術工人、剛畢業的學生和年輕的專業人員，這樣的人才是東德損失不起的。一九六○年，有大約二十萬人離開了東德。一九六一年人數可能還會增多。僅僅當年四月的一個月內就有三萬人越過邊界，一去不回。自東德從一九四九年十月建國到一九六一年八月，就有二百七十萬名東德人（占全國人口的一成五）離開社會主義東德，遷往西德。
一九六一年六月三日到四日，赫魯雪夫和甘迺迪在維也納首次會面。在兩人生硬的討論中，柏林問題是討論的中心。赫魯雪夫完全不把經驗不足的美國新任總統放在眼裡。當年四月，美國中情局為推翻古巴的共產黨政府策動了豬玀灣事件（Bay of Pigs Invasion），卻遭到慘敗，把甘迺迪弄得狼狽不堪。因此赫魯雪夫在會面中抓住了主動權，提出新的最後通牒。如果西方國家不同意把柏林變為「自由地」，宣布放棄進入柏林的權利，他就會把蘇聯在西柏林與西德之間的空中走廊享有的權利，全部移交給東德，迫使西方國家的飛機在東德領土上降落。甘迺迪並不畏懼赫魯雪夫的威脅，說如果赫魯雪夫堅持他的要求，那就等著爆發戰爭。
赫魯雪夫原本認為不太會爆發戰爭，但數週後，有報導說北約理事會同意採取軍事措施防止進入西柏林的通道被阻斷，這讓赫魯雪夫改變了想法。此時他才同意烏布利希三月在華約組織的莫斯科會議上提出的要求，決定封閉西柏林與東德之間的邊界。（其實，早在一九五二年，就有過阻斷東西柏林之間通道的計畫。）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四日，作為德國統一社會黨（東德的共產黨）領導機構的政治局決定展開適當的準備工作。八月初，華約組織成員國表示支持這項計畫。八月十二日，烏布利希下令自當天午夜起關閉邊界。次日，八月十三日，東德先是沿邊界迅速立起帶刺的鐵絲網，不久後又改成綿延近一百六十多公里、高三公尺多的混凝土牆，沿牆修建了崗哨、布置地雷、安排警犬，衛兵受命射殺任何膽敢越過高牆兩邊「死亡地帶」的人。東西柏林之間的邊界就此封死，這一封就是二十八年。
西方的回應非常低調。事實上，西方國家都不想把事情鬧大。英國這個老牌帝國力不從心，想減輕占領德國帶來的財務負擔。法國也同樣捉襟見肘，它在阿爾及利亞的殖民地爆發嚴重危機，使它無暇他顧，而且它更是不願意（用法國國防部長的話說）「為柏林而死」。在西方國家中顯然占主導地位的美國也不想為柏林而戰。所以，西方除了提出意料之中的口頭抗議之外，並未採取任何實際舉措，只是在邊界關閉幾天後，美國副總統詹森和一九四八年空投行動的英雄盧修斯．克萊（Lucius D. Clay）將軍訪問了西柏林，象徵性地表達聲援。作為另一個象徵性的姿態，美國向西柏林派遣了一支一千五百人的作戰部隊，這支部隊沿西柏林的主要街道選帝侯大道（Kurfürstendamm）行進時，受到了西柏林人的熱烈歡迎。
但其實，華盛頓發出的訊號已經暗示了，只要蘇聯不採取行動改變西柏林的地位，美國就不會阻止它隔斷東柏林。七月底，甘迺迪總統向美國人民發表電視談話，宣布了關於柏林的基本政策：美國會保證西方盟國的駐留權、自由出入權、西柏林人民的自決權，但談話中隻字未提東柏林或東柏林的居民。甘迺迪承認蘇聯對中歐和東歐的安全應維持合理的關注（不過甘迺迪也說他將請求國會批准增加三十二億美元的軍費，主要用於常規部隊，這讓赫魯雪夫火冒三丈）。甘迺迪總統向他最親密的一位助手說，他可以動員西方聯盟來保衛西柏林，「但我不能為了保持東柏林的開放而這麼做」。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政策委員會主席傅爾布萊特（William Fulbright）在七月三十日的一次電視採訪中表示，他認為東德人有權封閉邊界―─這簡直就像是請東德放手去做。於是，和西方國家一樣不希望打仗的赫魯雪夫得以從這場他一手挑起的危機中全身而退。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關閉邊界的時機拿捏得恰到好處。那個星期天一早，柏林人一覺醒來，才發現東德工人在武裝衛兵的監督下，一夜之間就在全城立起了帶刺的鐵絲網。甘迺迪到中午才得知此事，當時已是柏林的傍晚。他和他的幾位主要顧問認為，儘管建起阻隔是可憎的行為，但總比打仗好。「這是個差勁的辦法，」甘迺迪說，「但是圍牆可比戰爭好得太多了。」美國國務卿魯斯克（Dean Rusk）也私下承認，關閉邊界「會使柏林的問題更容易解決」。
不出所料，其他西方國家也未做出強硬反應。英國駐柏林大使克里斯多夫．史蒂爾爵士（Sir Christopher Steel）表示，他感到吃驚的是東德拖了這麼久才封閉邊界。法國駐柏林的部隊指揮官需要請示巴黎，但不可能立即接到指示，因為外交部大部分人在休假。法國總統戴高樂依然在科隆貝雙教堂村（Colombé-les-Deux-Églises）的鄉間別墅安然度假，八月十七日才返回巴黎。在英國，柏林邊界被封的前一天是「光榮的十二號」，每年八月十二日是英國上層階級捕獵松雞季節開始的日子，首相麥克米倫（Harold Macmillan）正在他的姪子德文郡公爵的約克郡領地享受打獵的樂趣，不能打擾。
兩個月後的一九六一年十月，柏林的一件小事突然毫無必要地鬧到了危險的地步，成為焦點事件。有一位美國外交官偕夫人去東柏林看戲，因不肯向東德邊防哨兵出示護照而被拒絕入境。作為回應，美國派遣了一隊士兵護送那位外交官進入東柏林，並在接下來的幾天擺出尋釁的姿態，下令手持步槍、子彈上膛的美軍士兵開著吉普車護送平民越過邊界。接著，強硬的克萊將軍把十輛美軍坦克調到查理檢查哨（Checkpoint Charlie）。蘇聯人以牙還牙，也調來了自己的坦克，在離邊界一百公尺處一字排開十輛坦克。這場對峙中任何的擦槍走火都可能危及世界和平。不過，誰也不想因為這點小事就引爆核子災難。用英國首相麥克米倫的話說，這件事是「幼稚的胡鬧」。雙方領導人都清楚，此事必須降溫。甘迺迪總統決定，鬧得差不多該收場了。他給（同樣不想把事情鬧大的）赫魯雪夫發去電報，向他保證只要蘇聯撤退，美國也會撤。經過十六小時的對峙後，雙方同時後撤，開始時撤退的速度十分緩慢，但危機算是過去了。
在這之後，不僅柏林，而且德國以至歐洲都不再是冷戰的中心。此後近三十年的時間內，超級大國在歐洲形成了僵局，為此付出代價的是東歐人民，特別是東德人民。雖然柏林圍牆包圍了西柏林，但是真正遭到隔離的是東德的人民。他們被剝奪了在歐洲大陸旅行的自由，通訊方法被削減，許多人跟親友分離，遭受政府的嚴格限制和密切監視，無緣享受（他們從西方電視節目中看得到的）西德同胞迅速改善的生活水準。
自此，向西的人口流動戛然而止。如今，想離開的東德人若試圖越過邊界，就要冒著被開槍打死的危險。第一批槍殺事件中有一次發生在建牆一週年後不久，在西柏林引起了強烈不安。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八日，十八歲的男孩彼得．費希特爾（Peter Fechter）在離查理檢查哨不遠的地方試圖逃往西柏林。他在攀爬到離西柏林前的最後一道鐵絲網，距自由只有一碼之遙時，倒在了一陣彈雨中。此時一家西德電視台的攝影人員正在拍攝一部關於柏林圍牆的紀錄片，當時恰好在場。他們拍下了那位男孩痛苦叫喊、垂死掙扎的畫面，而東德的邊防衛兵就在哨位上袖手旁觀。根據官方數字，柏林圍牆存在的二十八年裡，共有一百三十九人死亡，但其他的估計數字要多得多（第一個人死在柏林圍牆建起的一週後，最後一個死在它倒塌的六個月前）。
以上這些是柏林圍牆造成的最慘重的人的代價，但在政治層面上，柏林圍牆產生了平息事態的作用。如果柏林危機繼續發展下去，很有可能引發核子災難，所有主要當事方都不能容許這種情況發生。誰也不想打仗。柏林圍牆雖然顯露出令人髮指的殘酷，但若是沒有它，東德經濟就會遭受無法承受的損失，因而動搖東德政治制度的基礎，而沒有東德，由蘇聯衛星國組成的整個東方陣營就岌岌可危。對此，蘇聯領導層不可能坐視不管。儘管柏林圍牆造就了悲哀的局面，但它不僅為德國，而且為整個中歐都帶來了平靜。
然而，接下來的世界形勢一度發展到至為緊張的地步，那是冷戰的四十多年間世界唯一一次來到核子大戰懸崖邊緣的關頭。這件事發生在距離歐洲數千英里外古巴附近的海域上，卻險些使歐洲陷入核子浩劫，這在在顯示超級大國間的衝突已經發展為世界範圍內的相互對抗。
危機的起因是赫魯雪夫於一九六二年十月決定在古巴部署中遠程和中程核子導彈。在整個危機期間，美國領導層始終認為古巴危機跟柏林問題有關，認為蘇聯意圖借此向美國施壓，迫使美國在西柏林問題上讓步，而這的確看起來是促使赫魯雪夫採取這一危險舉措的間接原因。赫魯雪夫一直耿耿於懷德國問題，他認為興建柏林圍牆實際上是社會主義東方的失敗，馬列主義在世人眼中丟了臉。不過，他也有別的動機。這位容易衝動的克里姆林宮主人深知蘇聯的遠程導彈能力遠遜於美國。美國設在英國、義大利和土耳其的軍事基地都部署了瞄準蘇聯的中遠程導彈，這讓他如芒刺在背。赫魯雪夫的部分考慮是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距美國海岸不遠處部署導彈瞄準美國，好讓美國人恐懼不安。另外，赫魯雪夫似乎也希望借此維持蘇聯在古巴的威信（當時預想美國會再次試圖推翻古巴共產黨領導人卡斯楚），並在拉丁美洲推動更廣泛的革命。
對於有四十二枚中遠程核子導彈正在前往古巴的途中的這條驚天消息，甘迺迪政府於十月二十一日做出回應，美國威脅要攔截蘇聯運送導彈的船隻，並同時下令美軍進入離戰爭僅差一步的最高核子警戒狀態。世界來到了大決戰的邊緣。甘迺迪和赫魯雪夫之間這場高賭注的邊緣博弈（brinkmanship）持續了整整一週。經過數日難以承受的緊張後，十月二十八日赫魯雪夫終於退了一步，下令把導彈運回蘇聯。全世界都鬆了一口氣。美國人可以聲稱自己獲得了勝利（儘管五角大廈一些魯莽的強硬分子因沒有動武而感到遺憾），但蘇聯人也並非一無所獲。甘迺迪公開保證不再企圖入侵古巴。他也同意撤除設在土耳其的導彈基地，當時這部分交易是保密的，因為設在土耳其的基地嚴格來說屬於北約，美國撤除基地是單方面行動。次年，導彈撤出了土耳其，隻字未提此舉與古巴危機的關聯。
冷戰期間，核子戰爭從未有哪個時刻比古巴導彈危機時更近在咫尺。誰也不能確知以後這種一觸即發的情況會不會再次發生。華盛頓和莫斯科都認識到了這點，這促使美蘇雙方領導人結束或至少限制瘋狂的軍備競賽。一九六三年，白宮和克里姆林宮之間建起了電話「熱線」（hot line），表明雙方都願意減輕緊張，避免局勢升級為核子衝突。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美、蘇、英三國在莫斯科就《部分禁止核子實驗條約》（Nuclear Test Ban Treaty）達成協議，除地下核子實驗之外，條約禁止其他形式的核子實驗（法國沒有簽署該條約）。這只是小小的一步，但至少是個開始。
一年多一點後的一九六四年十月，赫魯雪夫在克里姆林宮的一次「政變」中被解除了權力。他下台的原因之一是他挑起了古巴導彈危機，損害蘇聯的國際聲望。他授權修建柏林圍牆也成為一條罪狀。赫魯雪夫下台後，冷戰少了一個難以預測的人物。取代他的是兩位新領導人：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柯西金（Alexei Kosygin）則擔任總理。克里姆林宮的權力轉移開啟了冷戰的新階段。當然，未來還會發生緊張事件，但柏林圍牆的建立、古巴危機的緩解和赫魯雪夫的倒台，代表著冷戰最嚴重的緊張時刻已經過去。之後的一段時間內，歐洲在國際事務中風平浪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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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盪時代：二十世紀歐洲百年史（卷二）195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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