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與革命：解放運動的批判心理學

《精神分析與革命：解放運動的批判心理學》是一份將看似個人內部的痛苦與外部的社會變革聯繫起來、將個體主體性與公共集體的政治領域聯繫起來的「宣言」，是為承受這個時代的壓迫、剝削和異化而欲求變革的所有人而寫。
投身社會運動、學術界與執業精神分析師是本書兩位作者伊恩•帕克（Ian Parker）與大衛•帕馮-奎亞爾（David Pavón-Cuéllar）的共同點，他們的根本關懷是痛苦壓迫的解放如何可能?一個更好的未來世界如何可能？重構精神分析的革命潛力目的在使它連結內外世界成為解放運動的資源；當然，不只有精神分析，解放運動還有也需要其他方法。基於交匯了馬克思思想、反資本反種族反殖民運動以及女性主義交織政治所積累的解放政治動能，使他們對佛洛伊德與拉岡的文本都進行批判性閱讀，研究拉岡是為了回到佛洛伊德並探索佛洛伊德自己的文本中被掩蓋的內容，他們也發現拉岡自身文本中的隱晦之處，入於拉岡也出乎拉岡。
他們討論了精神分析的基進根源以及因流亡和避免被迫害而被壓抑、遺忘、掩蓋的歷史過程，從佛洛伊德在歐洲開設免費診所為貧困和被壓迫的人提供服務轉變成對當前新自由主義社會的適應、鞏固與合謀，現今「心理熱」的市場上各種主導精神分析的版本皆已喪失革命性，只剩對精神分析的極致扭曲與破壞。他們揭示「臨床即政治」，精神分析應作為一種基進的實踐，而不是使個體適應壓迫性的社會規範。書中嚴格批判所有將基礎錯置於「適應性」的「psy 專業」（醫學精神病學、意識自我的精神分析、心理學與心理治療）本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
針對「無意識」、「重複」、「驅力」與「移情」他們提出別於現今各種版本的精神分析的辯證性認識與作法：例如：症狀不應該被消除，經由辯證性地理解，最大注意力的聆聽，它也是一種改變的機會。又如「分析主體」（analysand）才是作解釋的人，不是分析師。又如「無意識」既不像冰山也不是深藏於內、黑暗的、未被文明化的、生物本能驅動的深淵。作為語言與歷史的主體存在，社會關係網絡正是我們的無意識所在，在無意識中我們固然會受制於歷史構成，但我們也可能經由轉變創造新的歷史構成，我們是「社會關係的總合」。失敗的重複與自由的重複、「驅力」的雙重性、被權力激發和壓抑的欲望以及被欲望維持和顛覆的權力同時在「移情」中詭譎地重複呈現，必須被辯證性地辨識與實踐。
誠如作者所言，精神分析被辯證性地理解、承認其錯誤並強調其優勢，這引領這一支作為「最基進的批判心理學」可能形式的革命性精神分析超越其他精神分析路數的峰線。然而他們對精神分析並不盲目崇拜，也絕無意另立一種新的或任何形式的「後拉岡」精神分析派別，而是對其進行了轉變，致力於發展一種具有解放倫理的精神分析實踐，使有助於解放運動改變世界，甚而最終是要使精神分析被需要的處境條件被改變、被取消，實現對精神分析的「辯證揚棄」，使世界不再需要精神分析；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作者想像有一個一勞永逸、完全自由、衝突不再的彼岸，作者指的未來世界是一個「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所有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集體共創的新世界。


★內文試閱：

•引言

對抗點—迂迴轉進的穿透性

Ian Parker和David Pavón-Cuéllar為了「保護解放運動避免它們被心理學化」（見第6章）寫了本宣言書，林香君寫了篇萬言導讀文，這書與文合成一枝具穿透力量的入土飛箭。
此箭之箭身與箭頭是Parker製作，我甚至要說Parker的自身就如此箭！在精神分析與批判心理學領域的研究裡，他對Freud的精神分析與歐陸左翼歷史資糧的判讀理解，像是打造這支箭身的堅固材質，他一再指明與陳述分析當代資本主義心理學化所加深的異化問題，則如銳利的箭頭。這本書確立了一個對抗點，《精神分析與革命：解放運動的批判心理學》全書在清晰勾勒歐陸精神分析的歷史地景與衍生之困局時，還原確立了人們革命主體的存在。
2021年春夏時節，Parker來詢問能否翻譯此書，我心想要有這書的中譯本，這位譯者得要在撫觸箭身時，有身心的體感才行啊！在臺灣我以為只有林香君可擔此任務。Parker的箭頭直中心理學化（心理熱）的濫商靶心，然而助它射中靶心且入土三分的一股勁風，是林香君的導讀文：〈歷史．語言．無意識—精神分析的辯證重構與未來世界〉。林香君是踩在臺灣（兩岸三地與亞洲的華文讀者亦定有同感）的精神分析與心理熱業已塊結化的社會性土壤上，細辨緩嚼此書，為做譯註查找資料，且來來回回地與作者討論檢核自己對書中語詞概念的理解是否有誤差；她的這篇導讀文為中文讀者構設了一個思索的空間，讓讀者能在迂迴轉進的過程中識得了、接得住Parker所傳來的穿透力道。譬如，Parker的觀點「……個體性的自我不是每一個人的核心，但無意識也不是，我們在無意識中相互聯繫，在無意識中我們是社會關係的總合……」林香君在文中有很好的「歷史構成」的解說；導讀全文中多處的解說，不只是讓我們在閱讀時可以有多一層遊移想像的思維空間，同時也在臺灣心理學化的地層土塊內，曲徑延展了穿透臺灣歷史的對抗點。
翻譯這本書的心力一點也不輕鬆，香君深切期待著若讀者讀完全書「……可在當前中文世界一整片『心理熱』中拾得一片冰心醒腦」。或許，翻讀此書的閱讀過程可啟動讀者返身辨識自身之內與之外（社會內部）的異化土壤已塊結化的樣態，返身拆解與捏鬆土塊的工作則是我們自己可幹的活了！最後，為了有助臺灣讀者對共產主義一詞能不再或遮蔽或阻抗的誤解，林香君還翻了《三民主義》的老底，引註了孫中山在《民生主義》中的金句「……故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我們能如此地與國父重新相認，忍不住莞爾一笑！

夏林清

•導論

苦痛、辯證與解放
症狀（symptoms）告訴我們關於這個令它們被激化（甚至在某些情形中是被創造）出來的病態社會什麼樣的訊息呢？每一個承受壓力的人—無論是在工廠、辦公室、商店、農田、街道還是家庭的工作者，在生命中的某些時刻都會需要有實際的與情感的支持，致力於改變世界的社會運動者們更是如此，在解放運動中積極採取社會變革行動，這對於社會運動者們往往是非常艱辛的考驗，他們必須與過去決裂、離開既定的角色、對抗環境、質疑自己、捨下先前的身分、放下牽絆、放棄緊抓既有特權的誘惑。
有時候，對於超級富豪、那1%的人來說，我們的特權是巨大的，但那些分隔我們彼此的特權卻往往出奇地微小；令人驚訝的是，它們對我們來說如此微不足道卻又是如此重要，它們的掌控是實質的，但同時也是「心理的」（‘psychological’）—這是精神分析所理解並能改變的。
我們必須放鬆心理上的枷鎖，才能意識到我們作為不同種類的勞動者我們究竟是什麼。儘管我們之間差異巨大，但為生計而勞動工作這一點將我們團結在一起，我們必須認知到這點才能夠結合力量以贏得這個世界，只要我們依然困在我們被迫成為的個體裡，或是陷在被設定的身分類別中，我們就會持續失去這個世界，直到徹徹底底地失去它為止。
每一個人不僅要解放自己也要從單一個別的自我中解放出來，個別的自我是逃離悲傷世界的避難所，但也將我們禁錮在其中。這個歷程導致內在破裂（internal ruptures），甚至是創傷的形式，這些可以被加以思考、研究與治療，它們無法被完全解決，但可以透過維也納醫生西格蒙德•佛洛伊德在十九世紀末開展的精神分析理論和實踐來理解、理解和轉化。這一理論和實踐在過去一百年中由他的門徒和追隨者們不斷完善和發展。
這段佛洛伊德開宗立範留給後世傳承的歷史，是對治現代主體性（modern subjectivity）內在破裂的一個獨特、無可比擬的治療的歷史，也是與解放的終極目標有著極為複雜、曖昧和矛盾的關係的歷史，這個歷史包含了進步、分歧、迂迴和挫敗。一開始佛洛伊德受到他那個時代的影響，浸淫在性別歧視和種族主義意識形態以及他自己的精神醫學訓練中，但他打破了關於心理學和人性的主流思想，為更具潛在進步性的「批判心理學」開闢了道路。
佛洛伊德對心理範疇的理解是批判的、懷疑的，他不接受它被當作某種既定的、實在的和全然顯明的、可被客觀得知的東西；他也不把它視為某種統一的、在每個人身上總是相同的東西。所有這一切使他對於人類苦痛的本質乃是歷史性的事物、透過辯證的歷程我們能理解被濃縮凝結於症狀（symptoms）之中的苦痛、以及理解和解放之間的關係，都有著寶貴的洞察。
苦痛症狀即歷史現象
佛洛伊德所做的事是去理解那些緊緊封鎖人的心理的「症狀」，這些「症狀」看似是醫學上的症狀但實則大不相同，這些「症狀」沒法用醫學來解釋或治療，需要完全不同的理論和方法的實踐。佛洛伊德發展精神分析，即使他過去接受傳統「精神醫生」（mind doctor）訓練，他的方式既是完全跳脫醫學精神病學，同時也擺脫了仍然在相當機械的醫學模式中處理痛苦的那種心理學。如我們即將看到的，不同於醫學症狀，精神分析的「症狀」並非簡單可見的跡象，它們更像是要求被聆聽的話、需要言說（speak）的話；這些症狀訴說著痛苦和抵抗的存在，並打開了改變的可能性。
通過像精神分析那樣看待症狀、傾聽症狀、認真對待並據以採取行動，這個世界可以被轉化。變革的、顛覆的和潛在的革命性政治行動可能來自我們對痛苦的症狀的訴說、來自無法再像過去那樣做、來自那些必須改變的事，這就是為什麼這些症狀是我們在這本書中的起點。
在此，我們特別關注以精神分析連結言語與行動—試圖解決和克服造成我們痛苦的最根本社會原因的政治性行動。我們所承受的擠壓與內在破裂訴說著這個不幸的社會裡痛苦的特性，我們是如此渴望改變這個社會，而精神分析是這個歷程中一個潛在的強大盟友。
我們的任務是將社會鬥爭與精神分析理論所描述的那種不可避免的內在鬥爭聯繫起來，實際目的並不是自我撫慰、往內與自己與社會和解的那種一般常見的治療目標，而是前進到我們內在鬥爭的社會根源的基進（radical）政治目標，這使得我們這裡的精神分析旨趣大不同於任何受到精神分析啟發的適應性個體治療。
精神分析—這一種關於我們掙扎拉扯、分裂的「內心生活」（‘internal mental lives’）的理論和實踐經常是與權力聯繫在一起，而它實際上提供了一個關於苦痛的臨床和政治性的批判。它不是什麼令人畏懼的事，它不是為征服我們而設計的，不是要讓我們的存在適應既定秩序、讓我們不相信我們的變革理想、讓我們背離集體鬥爭、將自己封鎖在我們個人的思想中、抑或阻止我們對統治最直接的抵抗。
佛洛依德留給我們的不是一種孤立、順從及征服的工具；的確，精神分析有時就是這樣運作的，就像對待我們心理生活的每一種專業方法一樣，這在階級社會中並不奇怪，這個階級社會將專業治療者與其他人劃分開，指定他們與權力有關的精確職能。
精神分析也教我們認識到每一種專業人員—無論是醫生、精神科醫生或非醫學的心理學家或心理治療師，也都是被他們衝突的生活所分裂、掙扎拉扯的；他們可能為成功的生涯而努力，但有時他們也會記起最初是什麼讓他們開始接受這個關懷他人的訓練，我們所有人都生活在這些張力中與之應對，而通常是將其掩蓋起來，關鍵問題是我們將這些衝突和矛盾處理成什麼樣—我們是否能使它們為我們服務，而不是對我們不利？
儘管它已經被以保守主義的方式使用著，但精神分析本質上並非保守主義的；它不必被當作統治工具用，相反地，它可以是一種對抗權力的武器；它可以使用來展示我們的心理學如何被現實（這種活在資本主義下不幸的現實）所殖民，也可以用來展現我們在進行自我解放時如何發聲與行動以反對這種個體主義化的心理學。
我們的可能性遠超過我們從各種心理／精神相關專業人員那兒聽聞到的「心理學」，我們並非註定要被封閉在個體性之內、或是被禁錮在忍受現實或苦痛之中、或是被困囿於資本主義體制裡面，我們被告知我們沒法改變事情，但我們可以，並且我們需要一個立基於改變可能性的方法。
適應
精神分析，這個發明於二十世紀初針對痛苦的重要心理學取向和基進的治療方法，它曾經明確地與左派理念結盟，而今卻經常被操作成一種適應性（adaptation）的工具。在被歐陸法西斯主義者摧毀他們的機構而逃往世界各地之前，大多數精神分析學家是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成員或支持者，這些精神分析學家致力於改變世界，因為他們可以從病患看見與聽見這個世界有著怎樣的苦痛。
「症狀」在早期第一批精神分析師們聽來並不是醫學上的器質性（organic）問題的簡單跡象而已，它們是衝突的標誌—不僅是個人衝突，也是意識形態、政治和歷史的衝突，「症狀」本身是衝突的濃縮並以語言表達於其言語之中，精神分析懂得如何去聆聽這種症狀。
許多精神分析家失去聆聽的藝術，他們的聆聽有時被客觀化與分類化的凝視（gaze）所取代，精神分析逐漸變成一個醫學的或心理學的專長，它的實踐只變成一種據稱是科學的並且被刻意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的「技術」（‘technique’）。
即使是早期第一批精神分析師，在他們逃到新的居住國家之後，在敵意環境下也不得不放棄政治戰鬥力，並保護自己免受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後來的冷戰期間西方國家對共產主義者的迫害；他們假裝不關注政治以適應他們的新現實，同時他們使精神分析去政治化和被修改，將精神分析轉變成為一種適應性的治療，這種適應性對於精神分析作為一種臨床治療模式的故事，以及它在大眾文化中所占據的地位，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
那種由症狀所表徵的衝突現在被看作是個人層次要解決的問題，而政治被排除於臨床之外；然而，當精神分析的思想觀念被錯誤地「應用」於社會時，正是這種化約的適應性精神分析被拿來用作一個社會該如何運作以及任何社會都會是什麼樣子的模型。
在那些艱難險峻的年代（對精神分析師和他們所治療的人們來說都是很嚴峻的時期），佛洛伊德創新的理論和實踐的基進歷史彷彿已幾近消逝，一些實務工作者掙扎堅持下去，而一些社會理論家使用它來把握使它忘記自己過去背後潛在的歷史條件。幾乎他們所有人都以某種方式了解得很清楚—精神分析已經投降了，它已經允許自己被吸收和馴服、調整並成為適應性的。現在，我們必須從其適應的歷史關連中將精神分析釋放出來，認真對待其基進的、真實的、歷史的核心，並使它重燃生機。
如果我們必須拒絕適應性的精神分析，那是因為這種主導性的保守版精神分析放棄了變革的潛力，它使我們無法改變自己而只能去適應，從而接受並延續現實，無論它是多麼壓迫、剝削和異化；那麼，儘管資本主義不公平也沒法容忍，但我們似乎把它當作我們的天然環境去適應，彷彿它不是歷史性的、可被克服的。
適應性精神分析的問題不僅在於它將事情的規則當然化（使得事情看來似乎是天然固有而非出於歷史的），它更大的問題在於使我們將世界視為與我們每個人都分離開的外部「環境」，這使我們無法認識到我們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在世界之內也屬於世界、我們既能通過改造自己來改造世界、也可以通過改造世界來改造自己。我們是這個生態相聯繫的世界的一部分，彼此連結，作為被剝削和被壓迫的人、作為鬥爭中的同志，我們對彼此相互承擔、負責。這個世界，及在其中的他人，從不只是「環境」，遠超於此，更是一個我們自身的（of our selves）親密的部分。
每一個解放運動都會在某個點上認識到「環境」和「生態」之間的重大差異，當他們將他們的鬥爭與對我們世界的生態社會主義理解聯繫起來時，這種差異就會變得明顯。說是「環境」意味著視這世界為某種與我們分開的東西，因而我們就學著去適應或試著去主宰；而說是「生態」則指涉我們與世界之間密切的聯繫，我們的生活在休戚與共且具政治性的意識網絡中以一種生態方式聯繫在一起，以至於我們感受到他人在掙扎鬥爭中所遭受的痛苦，並且知道如果我們試圖統治和剝削他人時，無論他們是否是人類同胞或者其他眾生，我們都只會使這個世界變得更糟。這種我們與他人相聯繫的生態意識是精神分析的核心。
正如精神分析所設想的那樣，個體並不是真的單獨、孤立和彼此相隔，我們是他人生命的一部分，我們的行動和言語可能對他們造成致命的後果，不知何故，我們知道如同我們對自己負責，我們也對他們負有責任，我們的連結不只是「外在的」（‘external’），他人並非只是在「外面的」（‘outside’），圍繞著我們；而同時也是在我們「裡面的」（‘inside’），在我們每一個人之內、在我們所思、所言和所作為之內。我們的姿態中有他人的痕跡，我們的言語和思想中也有他人聲音的迴響；過往與他人的關係不僅是重現在現在的關係中，而更是將我們每個人聯繫在一起且形塑我們成為現在的自己；個人的構成是社會和文化的，也同時是歷史的，這使它具有不斷變化的傾向。
正如我們面對的剝削、壓迫和異化的情境是被建構的（被歷史性地建構）所以我們可以結束它一樣，我們特有的異化形式的心理學也是歷史的產物，是可被改變的。儘管大多數精神醫生，心理學家和心理治療師聲稱他們致力於探討心理生活普遍不變的基本屬性，事實上他們所探討的是取決於文化、歷史時機與既有社會關係極為可變異的因素。
保守的適應性精神分析師與大多數心理／精神相關專業人員將不斷變化的人類生存的歷史本質變成了固定之物，在萬事變化快速到彷彿所有固體都要氣化般的當前社會中，這真是更加奇怪又反進步的。我們自己被迫得更有彈性並學習在每時每刻以不同的方式存在著，但心理／精神相關專業人員在他們研究與嘗試治療時，固定化了我們的存在，從而背離了我們人性中最為基進和最具變革的傾向。
他們對於人性的圖像差不多就是一台複雜的機械，是那種只存在人類的想像中僅具本能機制的野獸，人類與動物相比自感優越高等，但誰想得到同樣的人類最終竟會因為對動物的貶低而貶低了自己的形象呢？就像舊有的將動物貶低以強調人類的高貴，當前心理學和其他心理／精神相關專業也包括保守的精神分析，已經為將我們所有人類貶低作好了準備。
相反地，基進的精神分析告訴我們，反思人們的社會處境是人類的天性，我們所有人都需要不斷嘗試改變這些處境和我們自身。當我們試圖改變而失敗時，基進的精神分析和相伴隨的基進政治實踐，會向我們顯現我們失敗的原因，以及我們是如何被鎖定於社會的宰制性觀念和每個人獨特的歷史過程之中。我們不能希望使我們成為這樣的自己的歷史處境消失，我們也不能指望將我們捆綁進壓迫之中的內在障礙停止，這些障礙在我們憎恨壓迫並試圖逃開的同時也激發我們渴望壓迫，我們可能永遠無法完全擺脫對壓迫的渴望，但我們可以知道它，在它干擾、爆發、阻礙我們時辨別它，而這種知識可以成為我們解放的第一步。
渴望壓迫是一件最奇特的事情，是主體性的痛苦矛盾之一。假裝沒有矛盾是最簡單的，但遲早我們會因此被絆倒而損害我們的解放鬥爭，也許到頭來，我們創造新形式的壓迫取代了那些我們解放出自己的壓迫；為免於此，我們必須認真面對是什麼讓我們回到原點、是什麼阻礙了我們或把我們往回拖，我們必須嚴肅認真地處理這一切，不是要把這些只當作彷彿是心理的和不可避免的事來怪罪在過程中的受害者，而是為了理解在這個悲慘世界中人皆有之的矛盾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