蕃薯人的故事(精裝)

☆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

張光直先生是享譽中外的人類學家，也是台灣文學前輩——張我軍先生的二公子。他在五〇年代自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畢業後，即赴美國哈佛大學深造，而後任教於耶魯、哈佛等名校。其學術成就備受贊譽，著有《中國青銅時代》（一、二集，聯經）、《中國考古學論文集》（聯經）、《考古人類學隨筆》（聯經）、《中國古代考古》（英文版）、《大坌坑：鳳鼻頭與台灣史前史》（英文版）、《殷商文明》（英文版）……等十餘種專著及論文百餘篇，對於中國上古史的重建貢獻卓著。他也曾主導（1964~65）台灣西海岸數個考古遺址的發掘工作，並擔任（1971~74）濁水大肚兩溪流域人地關係研究計畫的主持人，推展台灣考古人類學的研究不遺餘力。他的學術地位備受肯定，除歷任美國科學院院士、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中央研究院院士外，並曾擔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與後來輝煌的學術生涯相比，張光直早年的生活卻鮮為人知。他的出生與童年都在北京，十五歲時返回台灣，自承是「芋仔」，也是「蕃薯人」。他在建國中學求學時，經歷過二二八，後來又因「四六事件」的牽連而入獄。這段可說是冤獄的囹圄歲月，影響了他「一生做人的態度。」他說：「我在當時坐了一年的牢，接觸到各式各樣的人，出來以後，對人之為人發生了很大的興趣。」他出獄後未再回校就讀，憑著自學以同等學力投考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為的就是要瞭解「人之所以為人」。
張光直透過這本回憶錄，為我們記下這段影響他一生至鉅的青澀歲月，書中詳細描述了「四六事件」的經過，同時也對其家人、朋友多所追憶。台灣四、五〇年代的政治氛圍與社會環境，也藉由他自白式的陳述完全烘托出來。他的一字一句，發乎至誠，在他眾多學術作品之外，這部《蕃薯人的故事》讀來尤其令人動容。
本書初版於1997年12月出版。


★內文試閱：

七、建國中學

我從北京到台北來，學歷是不錯的，因為師大附中在北京是一流的中學。可是我轉到建中來上的是高一，而我在附中只上了幾天的高中，那時建中又是台北最好的中學，所以我有點擔心。不過，父親毫不猶豫地的就帶我去看陳文彬校長。陳校長問了我幾個問題，多半是關於「你幾歲啊？」「你在那裡念的書啊？」這一類的問題，不幾句話就把我帶出來，對父親說：「你們休息幾天再來上課吧！」於是就這樣進了那時最難考的建中。
在此先停一下，談談台北的幾個中學。男中方面有建國、成功、和平；女中有一女中、二女中，還有男師和女師。建國本來是男校，但是在我上學的時候，有四個女生，都是台大外省籍高等職員的女兒，即校長陸志鴻的女兒陸瑞娥，教務長戴運軌的兩個女兒戴慶華、戴愛華，和傅啓學總務長的女兒傅碧瑤，除此以外都是男生了。一女中是當時最好的女校，校長叫江學珠。
建中在我離開的那時候，高中有三班，高一甲班是學數理的，高一乙班是學文法的，高一丙班是學生物的。但是我們在那時候還沒有這樣分，結果整個高一分兩班一起上課，一直上到二二八事件；這事件我等一等再詳細報告。
高一進去以後，我馬上發現我幾乎被孤立，因為同學與同學之間的語言是日語。我們的級任老師是一位教英文的台灣人，叫蔡德馨，平常配付黑邊眼鏡，穿著半套日本軍裝。他講課的時候用國語，但是跟學生交談則日語與國語雜用，台語從來不說。他還導演了一齣英語劇本。
我們學生跟蔡老師的感情一直很好，在民國八十四年我們建中那一班開同學會的那天，蔡老師已經八十多歲了，還來和我們吃飯，來的同學典型的都是說日本話，但是他們與我有時用國語，有時用台灣話。那天我深深感觸：這些同學，自民國三十九年以來，除了一個以外已經都沒見過，五十年之後，我一個一個都還認得出來，但是每個人都得像迪斯奈的卡通人物一樣，要再加上五十年的皺紋。那天我能記得的名字有：郭伯偉、杜逢榮、柯德馨、吳逸民……。現在回到五十年以前去，就看見蔡老師在黑板上寫英文。
我們對老師們都很恭敬。但是對一個教修身的魏女老師則有欠客氣。我們給她在黑板後面埋伏了定時炸彈，就是將一段香捲在火捻子上，香的長度決定爆炸的時間，香燒到火捻子的時候就把它引著了，鞭炮在黑板後面就炸起來，老師絕對不可能想到這是定時的。爆炸以後，老師回過頭來找誰丟的鞭炮，但是她當然找不到啦。修身是一門很無聊的課，學生們便用這種手段來打發日子。但是後來聽說魏老師有心臟病，我們後悔已晚，好在沒有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