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他的一生，見證百年台灣的起伏動盪
他的經歷，刻劃知識分子的掙扎流亡
他的理想，是對台灣獨立的熱切渴望
為被殖民的勞苦大眾，指出台灣民族的身世……

◤第38屆金鼎獎「非文學圖書獎」震撼力作◢
永遠的革命家、《台灣人四百年史》作者
史明歐吉桑波瀾萬丈、遊走生死、追逐理想的口述史
相隔十年全新修訂，熱血動人永續流傳

史明，本名施朝暉。他在傳統與現代的夾縫間成長，自幼便充滿熱血與正義感。於日本留學接觸馬克思主義後，先是為了台灣的殖民地解放而前往中國抗日，而後對曲解馬克思與社會主義的中共政權極度失望，決心潛逃回台。但他卻又發現國民黨同樣暴斂橫行，決定實施武裝革命，不料事跡敗露，就此展開亡命日本的生涯。

他一邊賣大麵支援各路台獨運動，成立「獨立台灣會」，一邊撰寫台灣史上第一部以台灣大眾為主體的通史《台灣人四百年史》作為其思想與行動基礎，影響海內外甚鉅。從日本返台後，他仍堅持體制外路線，持續鼓吹台獨理念與台灣民族主義，在因緣際會之下，與一群同樣關心台灣前途的青年學子相遇，留下了這部經過三十次訪問、超過二十萬字的口述史。

這是一位台灣的革命家、思想家，抵擋時間、跨越世代，與青年們交心連結、坦誠互動的自我回顧與告白。透過詳實的訪問紀錄，本書呈現史明生而為人的生命面容與精神脈絡，為世世代代的台灣人，留下一部珍貴的覺醒與實踐之書。

★名人推薦：

矢板明夫／產經新聞社台北支局長
呂美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副教授
汪浩／作家、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博士
拍謝少年／獨立樂團
陳信聰／媒體工作者
許美華／2015反中資紫光抗爭行動者
喬伊斯／孟買春秋》作者
厭世姬／編劇、圖文作家
鄭弘儀／資深媒體人
賴品妤／立法委員
賴靜嫻／寶島聯播網董事長
－傳承推薦－（按照姓名筆劃排序）

★目錄：

自序　　　　　　　　　　　　　　　史　明
序一　美好的傳承　　　　　　　　　陳儀深
序二　不可或缺的歷史見證　　　　　薛化元
序三　呈現過去的聲音　　　　　　　曾士榮

打破沉默之前　　　　　　　　　　　史　明

輯一．穿越紅潮（一九一八—一九四九）
　第一章　童年與家庭
　第二章　殖民地教育
　第三章　留學早稻田與左翼思想的萌芽
　第四章　中共地下情報員
　第五章　滯留北京
　第六章　解放區的探索與追尋
　第七章　重回荊棘之島

輯二．橫過山刀（一九五○—一九七四）
　第八章　歷劫歸來
　第九章　再見日本
　第十章　戰後日本的台灣獨立運動
　第十一章　獨立台灣會與地下工作
　第十二章　台灣獨立旗幟下的人與事
　第十三章　其他人物往來
　第十四章　《台灣人四百年史》與思想體系的建立

輯三．陸上行舟（一九七五—二○一○）
　第十五章　路線轉換與盧修一事件
　第十六章　日本之外，「獨」家記憶
　第十七章　《美麗島週報》始末
　第十八章　世界巡禮
　第十九章　返回台灣與獨台會案
　第二十章　獨立台灣會在台灣
　第二十一章　返台見聞錄

解說
　啟示與召喚：《台灣人四百年史》的思想史定位　吳叡人
　先成為人，再成為台灣人　　　　　　　　　　　許維德

跋一　史明留給台灣青年的備忘錄　　　　　　　　黃敏紅
跋二　為台灣民族負重前行的拓荒者　　　　　　　葉治平
跋三　理解與誤解，致謝與致歉　　　　　　　　　藍士博

附錄　初版後記
附錄　劉紀力先生訪問紀錄（節錄）

史明大事年表

＜作者簡介＞

口述者簡介／
史明（1918.11.9～2019.9.20）
本名施朝暉，生於台北士林。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畢業之後，赴中國抗日。戰後潛返台灣，因預謀行刺蔣介石失敗，偷渡赴日。流亡日本期間以新珍味麵館支援台獨運動，1967年更成立獨立台灣會組織，進行地下反殖民革命行動。1993年返台，繼續推動台灣獨立運動，終生為台灣民族主義信仰奮鬥。其於1962年出版的著作《台灣人四百年史》為最早以「後殖民史觀」寫成之台灣史著，從政治經濟角度開展，為台灣民族主義奠下極為重要的論述基礎。

訪談者簡介／
史明口述史訪談小組
由台大濁水溪社、台灣文學研究討論會（TWLS）以及其他台灣研究相關系所的同學組成。除了口述史訪談外，亦參與《台灣人四百年史》校正版的製作與史明學相關論述的介紹與深化。

★內文試閱：

‧作者序

打破沉默之前
史明

過去我很少跟別人講起自己的生活或從事地下工作等種種經歷，這其中有很多原因。首先，我一九四二年從早稻田大學畢業後，決定去中國參加共產黨的革命、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當時大家一聽到共產黨就感到害怕，我才開始避免跟別人講自己的事情。
等到一九四九年，我佯裝自己是賣茶葉的商人，從北京回來台灣以後──一九四五年是蔣介石軍隊來台灣那年，蔣介石則是一九四九年五月來台灣的吧？總之，一九四九年全台灣都是特務──一方面不能讓別人知道我去過中共解放區；另一方面一九五○年我也被蔣介石政府通緝，所以就更加忌諱這件事了。
不過蔣介石政府一九五○年要抓我，並不是因為我去參加中共，而是我組織了一支台灣獨立武裝隊，藏了一些槍枝在草山後面一個叫做菁礐的地方，後來被特務發現。當時我不得不展開逃亡。我想如果不是我，想要逃亡的話可能也沒有那麼容易。
我利用過去在中共解放區的經驗，成功地從基隆偷渡到日本。那時候從台灣開往日本的船只有運送香蕉的貨船，我就是去搬香蕉，趁機躲在艙底，再將頭上戴著的用來識別工人的紅色帽子託人拿到岸上，順利地一路抵達日本。
我到日本後馬上被日本警察抓起來，他們本來是要把我遣送回台灣，但是後來因為蔣介石政府的外交部用外交手段來函，對日本政府宣稱我是叛亂的第一司令，反而讓我得以留在日本。當時全世界的慣例一向對政治犯等亡命者有特別的保護，以日本方面的立場，認為讓我回去台灣的話，會因為叛亂罪而被判處死刑，所以才採取人道主義，在證明我是政治犯後將我釋放，並給予我居留權。
我過去一向很少敘述自己的生平，另外一項原因，當然也跟以前在中國、日本的地下工作經驗有關係。
我從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九三年在日本的期間，主要從事的是台灣獨立運動的地下工作，當時我的口號是「主戰場在（台灣）島內」。後來我看到日本的一些台灣留學生既沒有什麼想法，也沒有那種實際的策略或經驗，所以去擺了一個麵攤子，然後慢慢擴張成一間賣大滷麵和餃子的店，店名取作「新珍味」，來做運動的支援基地。有了基地，我就一邊寫《台灣人四百年史》，同時和台灣島內的同志們，建立起一個祕密網絡。
正因為做的是地下的祕密工作，所以像是日記或手帳之類的東西，即便短期間內有，過一陣子也要將它處理掉，這是我的原則。我從早稻田畢業後要去中國，也是把所有我過去和人來往的信件與照片全部燒掉。一九五二年到日本之後也一樣保持這個習慣。好比說，如果有一個人從台灣來我這裡接受訓練，那麼訓練方面的一些書面資料，就要定期銷毀，不然要是被特務摸進來把裡面的內容抄去、偷走，那麼問題可就大了。總之，保密是做地下工作的第一原則。
我不談自己的最後一項原因，是因為從事政治工作久了，常常會形成一種英雄主義，就是「好表現」啦！所以，我在海外時就刻意地克服這種英雄主義。默默耕耘，不去談自己做了些什麼，這樣才能維持我們在台灣島內的地下工作。

‧推薦序

美好的傳承
陳儀深（國史館館長）

口述歷史是「以錄音訪談的方式蒐集口傳記憶，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Donald A. Ritchie, 2003），由於個人書寫自己的回憶錄是「獨白」，他人撰寫的傳記也容易失真，而口述訪談是透過對話說出彼此感興趣、彼此認為重要的事，可以涵蓋個人的生命史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所以是很重要的史料。既然是以訪談、對話的互動方式來完成，於是主訪者的偏好、是否有所準備、是否熱誠認真、是否得到受訪者的信任，都會影響到口述史的品質。
這本史明先生的口述史，可以看作二○○九年年底開始，一群青年學生與老先生交往三年的紀錄或成果，由於我在二○○九、二○一○這兩年擔任台灣教授協會會長，或多或少有所參與、觀察，包括二○一○年一月史明先生養病期間，我有四個下午的時間到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的病房對他做錄音訪談（紀錄已收入二○一二年十二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之《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續篇）》），這時候就碰到仰慕他的青年學生以及北美洲台灣人教授協會的朋友，大家決定為老先生辦一場「生命經驗分享會」；同年三月十四日在台北市羅斯福路的台大集思會議中心舉辦的分享會，就是由這兩個教授協會以及台大濁水溪社共同主辦，會中同時發表由台教會出版的新書《穿越紅色浪潮：史明的中國革命歷程與台灣獨立之路》。
史明先生在日治時期就從早稻田大學畢業，旋前往中國參加中共陣營抗日，年輕時雖然嚮往共產主義，但逐漸發現中共和蘇聯講的共產主義，和馬克思思想大有不同，失望之餘，一九四九年突破封鎖返回台灣，進而推行武裝獨立路線，他的民族民主革命立場就是這樣從實踐過程中形成。毋庸諱言，史明先生的思維分析方法是馬克思主義式的，它不但表現在《台灣人四百年史》（一九六二年日文版、一九八○年漢文版）一書，甚至到了二○一二年五月三十日他在新竹清華大學的一場演講，仍是這種特色—這「又」是一場《實踐哲學：青年讀史明》的新書發表會，我忝為節目主持人，聽到老先生強調清治時期的台灣並不是滿人欺負漢人，而是漢人（來來去去的官員）欺負漢人（閩粵過來開拓的「赤腳的」），一樣漢人分成兩種階級……從此開始「本地反唐山」、「出頭天、做主人」的四百年史論述；甚至對二戰後國民黨政權之統治台灣，他也是注意土地分配等物質基礎的取角。
讀者可以比較，前述我們做了四次訪問、收入《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續篇）》的三萬多字的紀錄，與這一本做了三十次訪問、超過二十萬字的紀錄，有何不同。首先當然是詳簡不一，年輕人有高度的熱情與好奇心，與老先生混熟了以後無所不問，難怪老先生說：「我從來不曾接受過像你們這樣長達半年的訪問，看得出你們確實有在思考一些問題。……很多事情過去我從來沒有對別人說過，直到這次才正式對外公開。」包括早稻田時代的學生「買春」、住蘇州時為何決定去上海結紮、一九四九年回台灣時帶著一個日本女人平賀、資助歐洲和美國台獨運動的過程、以及戒嚴時期台灣島內若干重要政治案件如鄭評、盧修一與史明的關係等等。不過問得太細也有缺點，老先生不一定什麼事都知道，勉強回答的內容要如何取捨？最後就是語言的問題，老先生道地的福佬語，年輕人不一定能精準掌握，例如當說到白色恐怖時代，故鄉的妹妹不贊成他做台獨運動，不與他往來，看到他就像看到「歹物仔」（pháinn-mih-á）一樣，若直接譯為華語的「壞東西」，味道就跑掉了。因為福佬語的「歹物仔」比壞東西還壞，有看到鬼的意味。舉這個例子只是要說明口述史豈易為哉，並不是要貶低本書的價值，事實上本書瑕不掩瑜，這一群青年學生第一次做口述史就有這種成績，真的是令人讚嘆！個人認為成功的原因除了天分資質，就是熱情專注，且得到受訪者的充分信任。
我曾經問這本口述史的主要負責人之一的藍士博「完成這本書的感想」，他只客氣地說運氣好。因為老天爺讓史明先生長命健康，九十幾歲了還能講精彩的故事；因為老先生願意接納他／她們，無保留地與他／她們交往。我認為背後的共同基礎，是彼此對台灣深深的愛。而我有幸見證這樣美好的一種傳承，除了感到光榮，也要感恩上蒼以諸多因緣促成這一樁美事。

‧摘文

第三章　留學早稻田與左翼思想的萌芽

「偷渡」日本

後來我之所以想要到日本唸書，主要是因為在我就讀台北一中三年級時，我阿母開始有些著急，一直要我去讀醫專、當醫生。我其實並不反對醫生這個職業，但是醫生這項職業跟我的興趣不合，讓我非常苦惱。雖然我那時候還沒有什麼思想，但是我一方面因為林獻堂、蔣渭水、陳逢源等人和我阿爸的關係，另一方面也因為單純，常常會受到正義感的催促，有一種「路見不平，氣死閒人」的情緒，所以當我看到台灣的學生都在讀死書，然後去做醫生，主要的目的卻不是要救人，而是賺錢，才會覺得有些排斥，覺得醫生往往比較看重自己未來的個人享受和社會地位。此外，像李復禮、彭明輝這些不敢反抗日本學生的人，他們的志向都是當醫生，所以我更加對醫生這項職業產生了反感，心裡想著：「那些唸醫生的都沒路用啦！都只想到自己。」
當時台北一中需要唸五年才可以畢業，我大概在四年級讀到一半就開始心慌，想趕快去日本，因為一旦我升上五年級，我阿母就會找人幫我補習，那時候想跑也跑不了。所以我才會騙我阿媽說要繳學費、拍畢業照什麼的，拿了二十五圓打算一個人偷偷地跑到日本，用在台北一中就讀滿四年的修業證明書去報考更高等的學校。我要去日本這件事，事前並沒有跟我的台灣人同學們商量，像李復禮等人，都是我到日本之後才知道這件事情。
我用我阿媽給我的錢買了一個行李箱，行李箱裡面其實也沒有什麼東西。因為如果你不提一個行李箱，走在路上很容易被警察盤查。我從台北坐火車到基隆，卻在基隆車站那邊遇到我阿媽的弟弟的兒子，算起來是我的舅舅，我都叫他坤土舅。坤土舅因為要送兒子去日本讀中學，才會碰巧在那邊遇到我。他一見到我就問：「你怎麼走來這裡？」然後就把我拖到電話亭邊，打電話回施家。我在旁邊有聽見他們電話中的對話，我阿母一直罵著：「啊！死囡仔死囡仔！」但是我阿媽知道這件事後卻只說了一句：「年輕人要去哪裡就讓他去。」就這樣簡單的一句話，我阿媽厲害就厲害在這裡。她已經四十多歲了，當時台灣社會只要五十幾歲就被當成老人、講話有分量。就是因為我阿媽的這句話，舅舅才放我搭船前往日本。
我搭的船叫「高千穗丸」，總共花了五天四夜才坐到神戶，然後再從神戶到東京。那隻船有一萬噸，設備很豪華。我在船上的時候，我阿母打電報來要我認真唸書，老實說，直到那時候我的心裡才算是真的放下了一顆大石頭。

補習班與下宿屋

我到東京時並沒有人接應，不過我抵達東京後馬上聯絡家裡，家裡就寄了兩百圓來。我到當時學生聚集的神田區，找了間只給學生住的、多附有早晚兩餐的「下宿屋」──也叫「下宿」或「素人下宿」，就是屋主蓋一棟房子，樓下自住，樓上租給學生那種業餘的旅館。下宿的房間有分一人一間或兩人一間兩種，兩個人合住就是十八圓，我選住一人一間，每個月二十圓。我住的那間下宿全部大概住了二、三十位學生，不過時間太久遠，我忘記那間下宿的名字了。
由於我在一九三六年三月才到日本，已經來不及在四月入學，所以我是補習了一年以後，才再進去早稻田大學讀書。我去補習的那間補習班很大，座落在一個小山頭上，叫做「駿台予備学校」。補習班的課程有國文（日文）、數學、物理化學，還有歷史，都是大學入學考試會考的東西。或許也因為是預備學校吧？它們的學風比較鬆，不像中學校那樣嚴肅。補習班教室的位置是自由座，所以如果你比較早到教室，就可以坐到比較前面的地方。
教室裡常常是這邊的人唸自己的書，那邊的人唸自己的書，表面上看起來很孤立，但其實也很自由。補習那年我大多從宿舍走路到學校上課，平常也就幾乎在這兩個地方往來。不過，青少年要發展朋友關係總是很快，如果朋友要出門遊玩，我也會和他們一起出去，比方說去上野看櫻花，也常常到新宿、澀谷等地方，要去那些地方玩就得靠路上的輕軌電車。當時我覺得看到的每一項事物都很新鮮，覺得和台灣有著相當的不同。
那些和我一起出去玩的朋友大多都是補習班的同學，現在我已經不記得他們的名字了，因為相處的時間不長，一、兩年而已，平常如果沒有相招去玩，也就像剛剛講的那樣你讀你的書，我讀我的書。我在日本一律都是和日本人做伙，很自然地一直一直深入日本人的生活，不像其他台灣人去到日本都群聚在一起、台灣人只跟台灣人好，我不一樣，當時我的生活圈裡沒有台灣人，也沒有中國人。我對日本學生說我自己是台灣人，他們反而會對我比較照顧。
那時的開銷，主要就是交通費與去食堂吃中餐的飯錢。吃飯之外還有一項開銷就是去錢湯洗澡的錢，每洗一次花五分錢，我每天都去洗一次。至於準備考試的時候所需要的參考用書，書錢也不貴，每本大多三角、五角，很便宜。這些開銷與補習的花費都是我阿媽負責的，因為經濟上有家人的支持，所以都不用擔心錢的事情。
我在「駿台予備学校」時，讀書比在台灣認真多了。戰前日本的大學有官立大學和私立大學兩個系統，官立大學就是像東京大學那種一流的學校，非得要唸「一高」的學生才可能考進去，裡面的制度大多師法德國、傾向統制方面，大多數人去唸官立大學，圖的不外乎是做官僚，待不住的人就去當律師，離自由與民主思想比較遠。雖然日本當時早已撤換了幕府，但像長州藩、薩摩藩等支持天皇的勢力，思想其實還是一樣封建。至於民間私立大學如早稻田大學、慶應大學，則大多遵循英國的想法，學風比較自由，有社會良心、有自由民主思想的知識分子，大多來自早稻田大學或慶應大學。一般來說，台灣的學生到日本留學，普遍對政治不感興趣，而我則是因為我阿爸的關係，加上我從小就看到《中央公論》、《文藝春秋》、《改造》等雜誌上面刊載很多早稻田教授的文章，所以在台灣的時候，就已經動念要到日本去讀早稻田大學的政治經濟科，到了日本以後更沒有改變這個志向。不過我沒有什麼經濟學方面的概念，所以只打算一直從政治這方面繼續深入下去。
一九三七年農曆二月，我參加了早稻田的入學考試，除了早稻田大學以外並沒有報考其他的學校。早稻田大學的入學考試主要考歷史、國文、英文、理科、數學，錄取的比例大概六、七人中有一個。早稻田有一個「高校」，叫做高等學院，從高等學院出來以後再分成學部，也就是文學部、理工學部等等。所以說，要考理工科的人會比較注重唸理工科的東西，唸文科的人會比較注重文科的課程。台灣到日本的學生與日本本地的學生都一起參加考試，但是普遍來看，從台灣去日本的中學校畢業生程度還是比較差一點。
考完入學考試以後，我的心情很惶恐，一直想著「自己到底會不會考上？如果沒考上要怎麼辦？」等等這些問題。後來校方拍電報來宿舍說我考上了，我才到早稻田大學去看榜。
那時候大概三月放榜，四月一號便是入學典禮。當時的我看到台灣來的學生大多讀醫科，只有我自己一個人唸政治科，心中的確是有一點感覺到自豪。

第一學院

我那時候進到早稻田大學，心裡第一印象是哪有放假放這麼多的學校！像是第一學期有春假，從新曆一月二十三休到三月十五左右，暑假就是六月二十三休到九月十五，再加上一個冬假，過年的時候另外還有年假。當然如果沒註冊、到課的話是不行的，學校上課還是有一定的規則，比如說你出席的情況不佳，學校就會貼出公告，如果情況沒有改善，繼續這樣子的話到最後就會被退學。早稻田大學的風氣也讓我嚇了一大跳，學校裡無論你是日本人、朝鮮人、台灣人，大家都是同學，不分你我。雖然當時我自己心中有那種「我是第三國人」的感覺，但實際上卻發現自己和別人沒有什麼太大的差異。
我在早稻田大學的前三年唸第一學院，後三年才到大學部的政治經濟學部。所謂的第一學院就像日本人在讀大學前所讀的高等學校一樣，是中學四年級就可以報考的，要讀三年；另外也有第二學院，則是五年級畢業才可以報考的，只要讀兩年。不管是第一還是第二學院，加上中學校修業時間都是七年。第一學院每天有三門課，大多是九點開始，十二點到一點間休息，三點就下課了。放學時，大家經常在校園裡無病苦吟、討論人生的意義，有的同學就說人生是苦的，說著說著就一起喝起酒來。那時候的學生分成兩類，去咖啡店的學生我們叫他們「軟派」，就是經常點一杯咖啡讓女孩子陪他們聊天那種；喝酒的就是「硬派」了，他們大多在學校附近的小酒店、酒攤子，喝完還會再去新宿等別的地方繼續喝，一攤接
著一攤，有時候酒後嗓門大，說著說著就要打起架來。
我在第一學院時中日事變已經爆發，當時日本不管是公共輿論或者是社會主義思想等都已經開始管制，不過學生們大多不管當時的情況，言論上都還是很自由，頂多買書時比較祕密而已。老師在上課時的言論就比較不自由，但是我們大多一看就可以知道老師的思想較偏向哪一種。比如說讀憲法的老師，就沒有社會主義的思想，因為他是讀日本憲法的，強調主權在天皇，不在國民身上。其他的老師則大多沒有很明顯的立場傾向，他們在當時的日本都算是第一流的老師，我們也常常跟在他們身邊聊天，不是只有在玩樂而已。
第一學院大多教那些比較高級的科目，除了物理、化學之外，最要緊的是有讀哲學、心理學、歷史，以及像政治概論、經濟概論等等，可說就是要準備進入大學的「預備科」，給我們一些讀大學時所需要的基本知識。例如像謝雪紅，就是我在第一學院研究台灣歷史時才從日文書籍中認識到的人物──一九二八年謝雪紅在上海創立台灣共產黨，正式的名稱是「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然後回來台灣從事地下工作，不過等到一九三一年就被逮捕了。她被逮捕時我還在唸小學校，只知道報紙上寫有一個叫謝雪紅的人被抓，聽說他們看起來都很像妖魔鬼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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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明口述史（修訂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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