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當祕密警察就像病毒，
入侵到所有人的生活之中

首部深入研究監控下的社會
文化、體制、人際網絡的民族誌

☆ 一部個人生命史與東歐冷戰史相互交織的自我民族誌
☆ 被監控的人類學家現身說法，剖析前共產國家如何監控人民，打造恐懼帝國？

「本書是有關被監視的效應，而被監視已經成為了人皆有之的經驗。我們現在全都處於監視之下，但我們大部分人對這究竟意味著什麼幾乎毫無概念。……在每天都有新監視方法誕生的今日世界，我希望本書能夠讓某些監視方法和它們的效應曝光。」——本書作者凱薩琳．韋德瑞

一九七三年，來自美國的人類學博士生凱薩琳‧韋德瑞到羅馬尼亞進行田野調查。她生活在外西凡尼亞一個小村莊，漸漸和當地村民培養出家人般的感情。她以研究當地寫出的著作，更開啟西方國家東歐研究領域先河。然而，隨著九○年代羅馬尼亞共產政權垮臺，她卻從解密檔案中發現：自己曾被當成間諜，受到嚴密監控。國安局中有關她的祕密檔案，多達兩千多頁。

韋德瑞決定深入研究自己的監控檔案，藉以了解共產政權下的監控體制與線民文化。她回溯過去、找出線人，甚至訪問到當年負責監控她的國安局軍官。

然而揭開真相並不容易，甚至令人難堪。過程中，她曾看見自己被偷拍的影像，也曾發現過往深信不疑的人際關係，其實充滿陷阱。有人懷著目的接近她、更有朋友因她而身陷危險。而她與監控軍官的面對面，更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經歷。

韋德瑞以自身經驗為田野，發揮民族誌學者的敏銳，引領我們思考：
☆ 國家安全的機器如何運作？如何吸收線人，編織陷阱？
☆ 國家如何為自己製造敵人？被監控者如何被創造出邪惡分身？
☆ 祕密監控如何與社會關係網絡交織在一起？
☆ 冷戰的社會氣氛，如何孕育監控文化？
☆ 「加害者」是甚麼樣的人？
☆ 身為被監控者，認識真相令她備受衝擊，她如何深入反思，重拾對人的信賴，進而從檔案中剖析出整個監控文化與機制？

這是一本對監控體制極為難得的深入剖析之作。不僅曝光監控機制，也讓我們看見體制下的人性。對於臺灣讀者而言，這本書或許也能幫助我們更深入認識威權時代的歷史。

★本書特色：

促轉會在五月結束任務，在此時刻以本書探討真相與和解的問題。

1. 轉型正義的啟發：促轉會在五月結束任務。對於威權時代的歷史，我們的認識仍然有許多空白。而國家檔案未來將如何，尚未解密的檔案何時解密，也持續引起關注。什麼是臺灣轉型正義的下一步？從《他們說我是間諜》中可以讀到許多啟發。

1. 補足東歐歷史空白：近期臺灣讀者對東歐歷史的關注提升，《他們說我是間諜》補充了共產統治時期與之後的東歐面貌。

2. 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認識監控：正如作者本人所說，當今是一個監控技術手法不斷翻新的時代，監控並非與我們無關，我們應該深入認識監控的效應。

★名人推薦：

導讀
夏克勤（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推薦
李志德（《鏡周刊》文化組總編輯）
李雪莉（《報導者》總編輯）
阿潑（作家）
胡淑雯（作家）
彭仁郁（中研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前促轉會委員）
楊翠（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前促轉會主委）
劉紹華（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蘇慶軒（中研院臺史所博士後研究員）

「這本既迷人又重要的書應該被列為人類學家和口訪歷史學者的必讀書單。」──西拉．菲茨帕特里克（澳洲歷史學家）

「帶著無畏的好奇，與一顆破碎的心，凱薩琳．韋德瑞帶我們走上一趟憂心忡忡的旅程，深入她的祕密警察檔案，處理田野工作中的信任與背叛問題，她所袒露出的脆弱令你想握住她的手。這是一本自我民族誌與歷史的混合體，讀來縈繞心頭又深具原創性，本書必定會成為人類學的經典。」──露絲．貝哈爾（美國人類學家）

「《他們說我是間諜》是兼具深度與好讀的著作，是臺灣罕見的羅馬尼亞社會研究，也是從親歷見聞角度出發的東南歐現代史與冷戰學術史……至於貫穿全文，韋德瑞與羅馬尼亞友人之間的真摯感情，與四十餘年不斷的緊密人際連結也提醒我們：祕密警察檔案雖然黑暗，但人際友誼卻也無比強韌。」──夏克勤（美國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目錄：

導讀：祕密警察的祕密與人類學者的自我田野之旅    夏克勤

序
字體、化名和讀音說明
鳴謝

序幕
第一部分     被監視下的研究工作
第一章         一九七Ｏ年代：作為軍事間諜的「民俗學家」
第二章         一九八Ｏ年代：敵人的許多張面具
題外話         閱讀一己檔案的省思

第二部分     進入監視的機制
第三章         揭示
第四章         反省
尾聲

註釋

＜作者簡介＞

凱薩琳‧韋德瑞（Katherine Verdery）
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院人類學傑出教授，密西根大學的俄羅斯與東歐研究中心前主任，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
凱薩琳‧韋德瑞作為美國學界研究東歐政治、經濟與文化領域先驅，在冷戰時期開啟羅馬尼亞的民族誌研究先河。她的著作包含《消失的公頃：後社會主義外西凡尼亞的財產與價值》（The Vanishing Hectare: Property and Value in Postsocialist Transylvania）、《祕密與真實：羅馬尼亞祕密警察檔案中的民族誌》（Secrets and Truths: Ethnography in the Archive of Romania’s Secret Police）等。
2020年，她獲得斯拉夫、東歐和歐亞研究中心（ASEEES）頒發傑出貢獻獎。她以親身經驗所寫成的《他們說我是間諜》一書出版後，同獲歷史學與人類學界肯定，該書並被譽為「人類學家和口訪歷史學者的必讀書單」。

譯者：梁永安
臺灣大學人類學學士、哲學碩士，專職資深譯者。譯作涵蓋文學、社會科學、神學等領域，翻譯作品包含《下一個基督王國》、《今日，何謂歷史？》、《現代主義：異端的誘惑》、《李維史陀：實驗室裡的詩人》等書。

★內文試閱：

【作者與監控她的軍官面對面】

「格里戈雷斯庫」：第一個比馬龍時刻

內政部工作機密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報告（關於晉升「I．格里戈雷斯庫」的建議）

這名軍官擁有領導團體所須具備的儀態與威嚴。他在必要條件下會挑剔和苛求下屬，但又會謙恭有禮地對待那些光榮完成任務的人……他是部門內最優秀的上級之一，以紀律、技巧、精確度和理解力著稱。他具有一名領導者的特質，總是耐心而冷靜地判斷局勢，進而獲得客觀結論，找到最佳的解決方法。他是一名優異的籌畫者……善於進行整合分析。

之後十月我又在羅馬尼亞待了一段時間，這次決定對一年前掛我電話的「格里戈雷斯庫」更加主動。我知道他住在哪條街，那條街並不長，我就從其中一邊街道開始找起，一棟一棟大樓地看住戶名牌。其中有一棟大樓沒有名牌，有些名牌不在外面，所以我必須等有人從大樓出來再溜進去。我以相當機械性的方式操做這件事，除了整體感到一絲不安，沒有其他特別感覺，因為整件事都很虛幻不真實。我查完北邊第一排大樓後，我穿越馬路去查位於南邊第一街區的大樓，但一無所穫。然後我在第二街區找了大約二十分鐘後，終於找到了。是D棟樓的十四號公寓。我滿心興奮，又突然恐慌起來。接下來我要怎麼辦？

一位美國的同事曾經建議我，如果想要見這些人最好是帶一些花或一盒巧克力，因為這是很多羅馬尼亞人拜訪人的習慣。那表示我沒有打算要讓場面難堪。所以我就到附近的花店，打算買一把不會太花俏也不會太普通的花束。我的選擇並不多，店裡販售的主要都是大型花束或單支的玫瑰，似乎都不是符合我情況的最佳首選。最後我買了一些金黃色的菊花。但當我一走出花店，菊花看起就已經有一點點枯萎。後悔也來不及了。

我回到D棟樓。這是另一棟不起眼的史達林時期大樓。我在電鈴前站了兩分鐘，試著回憶我坐火車來德瓦途中想出的策略。接著我按下電鈴，脈搏開始加快。我按了好幾次。正當我感到鬆一口氣時，一位男人從對講機裡說話。「我帶了一些花給你。」我說。他按按鈕打開大樓大門。我爬上三層樓梯，在頂層看見一戶公寓的門打開，門內隱約站著一個男子，他的身材高壯，漸禿的頭頂上有一縷頭髮。他走出屋子來到走廊，隨著我走近，他的五官逐漸在陰影中浮現，神情充滿懷疑和疑惑。我既驚訝又興奮，心想：「天哪，這一招竟然有用！」我不敢相信。我把花遞給他，心臟狂跳。我伸出一隻手說：「我是凱薩琳．韋德瑞。」他和我握了手，繼續用懷疑的眼神看著我。「妳以前是不是有來過？」「對，去年夏天我打電話給你，你掛了我電話。但我想再試試看。」

他穿著很隨意，上身是一件芥末色球衣，下半身則是一條黃竭色褲子。他精心修剪過他的白色八字鬍、上唇清晰露出，但他眉毛所剩無幾、牙齒狀況也很糟，明顯需要看牙醫。他已經退休一陣子了，我問他這段時間都在做什麼？他說在家裡種菜，然後以不是很歡迎的態度說：「進來坐吧。」我進去了。他讓我坐在門邊一張椅子上，自己則繼續站在廚房門口。這是一種相當不友善的安排，讓我更感焦慮。「所以妳找我有什麼事？」他問。

我在來之前考慮要不要帶錄音機。我有一臺非常小的錄音機，可以放在皮包或口袋裡不被看見。他一定不會同意錄音，所以我只能偷偷摸摸進行。我跟自己說，既然他們可以偷錄我談話，我又怎麼不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接著我提醒自己，我和他們不是同一種人。對我而言沒有獲得同意去錄音是不道德的。確實我在第一次嘗試找「布利達魯」軍官時帶了錄音機，但我馬上就後悔了。所以這次我把錄音機留在家裡。因為這個緣故，也因為我不認為一邊談話一邊做筆記是恰當的，所以後來我忘記很多談話內容，也無法以精確的順序重述。我這場冒險進行得有些倉促，雖然是有幾件事想知道，但我並沒有擬定一個精確的訪談計畫。我也沒有太追問他的反應。我更感興趣的是和祕密警察會面的感覺，而非我們談話內容的資訊。這些資訊與我的談話目的是不太相關的。

我首先表明我在檔研會讀過他的人事檔案，又重提我正在寫一本有關我安全檔案的書。他清楚表示他不樂見我們這次見面的事被公開。我很緊張、說話速度飛快、老是掛著一張笑臉，表現得盡可能健談和風趣。不久他就想起我做過什麼：「喬阿久村，弗拉伊庫村，田野研究計畫……」然後他完全記起來，說我沒有改變太多。「所以您知道我長什麼樣子？」「知道，當然知道。妳住在拉澤爾．B的家。妳是一個很有趣的個案。」那可是四十年前的陳舊往事了！幾分鐘後他說：「我不認為我有對妳造成任何傷害。我的座右銘是不要傷害人。」我回答：「我不認為您有傷害我。事實上在讀您的檔案時，我覺得您相當討人喜歡。這也是我想見您的原因。」他從廚房裡拿出一張凳子，坐了下來。後面的談話清楚顯示他很聰明，而且記憶力超好。

我繼續緊張地談我當年來羅馬尼亞是要做什麼，又如何因為兩件事而受到阻礙。一是我對羅馬尼亞民族誌不夠熟悉，二是我騎著摩托車誤闖一個軍事基地。這就不奇怪我會被認為心懷不軌。他聽完以後面露笑容（事實上他變得很常笑，似乎已經放鬆了）。「我的指導教授來到德瓦，問縣政府該讓我去哪裡做研究。縣政府說：喬阿久鄉。但那裡沒有符合我研究計畫需要的特徵。因此您在報告中說的完全正確：我沒有依照我的計畫進行研究，但這是因為我做不到〔他笑得很開心〕。我記下我學到的每件事，而您也對此有所評論。」

我問他如何看待我。他說：「每當有人進到我們國家，我們都會設法查出他們真正的目的。」然後我問「間諜」對他們意味著什麼？「它可以是好幾種不同的事情：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要斷定一個人是不是間諜，你必須確定他們有沒有在蒐集情報。妳說妳來這裡是要蒐集民族資訊，但萬一那只是個幌子呢？有好多大使館人員都是特務。我們必須調查有沒有別人也是這樣。」「我可能會蒐集什麼呢？」他說：「有關人們心理狀態的情報。」這是國安局開局以來的重大關心，而我跟村民探聽的也常常是這一類事情。但他最終斷定我蒐集的資訊並不構成危害。我向他指出，在很多方面我和他做著一樣的事。我對社會主義感興趣，會記下蒐集到的一切資訊，然後把它們帶回家，設法弄懂其中含義；他對我和其他人也做一樣的事，設法蒐集各種情報來搞懂我們。我這個說法讓他滿臉笑容。我問他喜不喜歡這份工作，他說喜歡。

「談談我的房東『阿公』。他在向您報告我在做什麼事時，態度會不會誠惶誠恐？」「完全不會。我很早就認識他。我在加入國安局之前曾和他在同一間工廠工作。我們是朋友。」（這讓我以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阿公」寫下的詳細線民報告。我曾經以為他就像「班尼亞明」和瑪麗安娜那樣，去見祕密警察時是提心弔膽的，但這種想法顯然大錯特錯。）

「您為什麼會想加入國安局？」他表情尷尬地笑著說：「我當初沒有非常認真。當時我想：領幾年高薪也不錯。我有一個朋友也是在國安局工作，有很好的薪水，但他為人有點無賴，當了三年就被踢出來。我想我也可以做一樣的工作。我對這份工作本身不是非常有興趣，但過了一陣後便習慣了。」

我們談話的前半小時只有我們兩人，然後起居室的門打開了，他太太穿著浴袍走出來，吃驚地看見和他丈夫談話的人不是他們的媳婦（我的聲音和他們媳婦有點像）。後來她坐下來聽我們聊天一直到結束。到了這時候我們的交談已經變得非常熱絡。他時常微笑，我則努力讓自己被喜歡。他還一度對妻子說：「這位女士敢來這裡真的非常勇敢。」

他詢問在他不再管我的案子以後我又做了哪些研究。我談了我的所有研究和著作，向他證明我的學術能力。當我談到我那本有關土地歸還的書時，他問我認為把土地歸還原主是好主意嗎？我說不是。「看來我們有志一同。」他說。我說我的政治立場偏左，而解散集體農場似乎不是正確的做法。他們也認為這樣的改變不是好事。他妻子補充道：「妳說妳有左派的思想情感，我也是。我認為人們本來過得很好，工人有錢也有好的工作，他們的生活水平正在成長。現在看看變成怎麼樣了。」他表示同意。我問：「當您加入國安局時，你也是有著左派的思想情感嗎？」「對，我是個工人。即便我不是一位狂熱的共產黨員，但我仍贊同共產主義的基本理念，並因此加入黨。一九八九年後，很多人在街上把他們的黨證撕毀或銷毀，但我沒有。我的黨證還在。」

有一度我問了他某個問題，他沉吟不語。「如果您覺得不舒服，您不用一定要回答。」我以為那是因為他簽過宣誓書的緣故。「不是，只是因為我在二十五年前退休後，就沒有再和任何人談起我的工作。我告訴自己，過去了的就讓它過去，不要再提起。」但他還是回答了我大多數的提問，這當然也是因為我沒有問太超過的問題。後來我們談起他去年掛我電話的事。他說他當時不記得我，如果記得就不會那麼粗魯。「我要為那件事向你道歉，但現在我們和好了。」我也說了同樣的話。

我們的交談持續一個多小時，期間我兩度想要告辭，但他繼續說話，最後我說我擔心打擾太久，造成不便。他站起來伸出手，笑著說：「下次再來。說不定我們哪天可以到城裡哪邊走走。」第二天我打了電話，接電話的人是他太太。「我是昨天去拜訪你們的客人。我想要感謝你們的接待，讓我收獲良多。」她回答：「我對自己衣衫不整感到不好意思，妳下次再來時我會截然不同。」這已經是他們第二次對我提出邀請。我決定明年赴約。

這次會面讓我的內心陷入混亂幾天。我感到極度困擾。他怎麼會是那個可恨的祕密警察呢？我現在應該如何看待他們？他們是否只是盡好自己工作本分的普通人，就像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形容艾希曼（Eichmann）那樣？還是他是在用親切的態度蒙蔽我的雙眼？他是祕密警察中的異類嗎？或是一位欺騙我相信他為人正直的好演員？不知怎麼的我感覺自己交了一位特別的新朋友。但這很荒唐，這些人都受過心理訓練，懂得怎麼操縱別人和隱藏自己。我怎麼可能想像這是一次真正的會面或他對我是坦誠的。很顯然是我想要這麼認為，這很讓人困惑。我想起德拉庫利奇（Slavenka Drakulić）的著作《他們連一隻蒼蠅都不會傷害》（They Would Never Hurt a Fly），這本書是有關那些在海牙國際法庭上被起訴的南斯拉夫內戰戰爭戰犯。在書中，德拉庫利奇寫道：「我越是關注這些戰犯的案子，就越不相信他們是妖魔鬼怪……隨著日子過去，你會發現這些戰犯愈來愈像人，你會不懂這些服務生、計程車司機、老師和農夫怎麼會犯下這些戰爭罪行……而當你愈認識到戰犯有可能是普通人，你就會愈害怕。」她的結論是，認為這些人是妖魔鬼怪而非一般人，會讓人感到更放心。

拜訪結束後，我在回家路上到朋友埃列娜（Elena）家中坐了一下。以前因為我的關係，她常常被祕密警察找上。我跟她說我見了「格里戈雷斯庫」軍官，感覺很混亂與困惑。她說：「霍莫盧德安軍官（officer Homorodean，埃列娜過去的直屬軍官）也是這樣，為人客氣友好。他來找我時我從來不會害怕，不像貝爾久上校那樣讓你嚇得半死。貝爾久上校有某些特質會讓人害怕。」此後有好幾晚我輾轉反側，「格里戈雷斯庫」軍官不斷出現在我夢中，讓我備感壓力。我有幾天都想著那次會面，同時感覺難過和鬆一口氣。為什麼感到難過？是因為我失去一個珍藏了四十年的形象嗎？是因為我對羅馬尼亞的理解受到嚴重質疑嗎？我不確定。我的釋然可能出於幾個原因：我成功跟一明祕密警察見面而沒有被生吞活剝；我與他建立的正面關係，平衡了我檔案中一些醜陋的事情；而我們的會面也帶來某種程度上的和解……但那樣的會面是真實的嗎？我覺得不太可能。我腦中不斷跳出問題與疑惑，找不到解決的辦法，這讓我陷入精神錯亂。

＊＊＊

二○一四年六月，我再次前往羅馬尼亞，計畫按照「格里戈雷斯庫」軍官的邀約去見他。我先寄了一封短信通知他我即將到來，又在抵達德瓦後就打給他。他太太接了電話，跟他說：「是那位來自美國的女士打來。」他在電話中聽起來很猶豫，有所保留甚至狐疑。我沒有說客套話，就直接問他：我們可以再見面嗎，或者讓事情保持去年的樣子就好？他寧願讓事情維持在去年的樣子。他說他女兒來他家裡，要住三天，明天他要陪女兒到鄉村走走。他最後帶著一絲惱怒地說：「凱蒂女士，我不是所有事都能事先安排好時間。」我掛斷電話後感到很落寞，我本來有很多有意思的話題想找他聊。

我是在和一位朋友索拉娜（Solana）* 談話到一半時打電話給他。索拉娜的妹夫帕維爾（Pavel）* 是一名國安局的輔助人員，知道我賣力要找一些祕密警察談談。我和「格里戈雷斯庫」軍官講完電話後重新和索拉娜談話，我跟她說我不會去德瓦了，因為我想見的那個人不能見我。她聽完說：「是承辦妳案子的其中一位祕密警察嗎？他們說什麼妳都不能信。他們滿口謊話，無時無刻不在說謊或編造故事。妳相信他們就像靠在一排腐爛的籬笆上。」

接下來一整天我都因為約不到「格里戈雷斯庫」而心神不寧。我沒有想過會發生這種事，因為我以為我們已經建立了交情。多麼愚蠢啊！現在的我是不是就像我第一次踏入羅馬尼亞時一樣天真？說不定我上一次跟他見面，已經給了他需要的精神淨化，說不定是他的家人不想要他進一步爆料，說不定他的女兒是真的來了，他不想犧牲父女相聚的時間，又說不定他是受到現在情報機構的責備。那天晚上我睡睡醒醒，夢見和他有愉快的談話，其他時候則感到沮喪。第二天早上是個寒冷的雨天。
一年後，我打電話給他，想送他一本我最近被翻譯為羅馬尼亞文的書。

凱：I先生？
格：對。
凱：我是來自美國的「民俗學家」。〔他笑了兩聲。〕您好嗎。
格：〔聲音突然變得冷淡〕還好。
凱：我想送您一本我談集體農場的書，它剛剛翻譯成羅馬尼亞文。我明天或後天會去德瓦……
格：不必，我不想再和妳有任何接觸。

確實是腐爛的籬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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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說我是間諜：人類學家與她的祕密警察監控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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