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科技的全球史

從全球史來看，只有老科技才能真正觸及全球視野，不然若只談創新和發明，那麼就只能侷限在特定的城市或國家。從科技史的角度來看，衡量科技最重要的不是多新穎，而是如何被使用，科技的發展並不是新取代舊的進步史，老科技的影響力，比我們知道的要精彩許多。

這是部二十世紀的全球科技史，但卻是一部不尋常的科技史。

大多數科技史的寫法，通常把焦點放在重要的發明與創新，乃至以此作為敘事的架構。然而，這本書並未特別提到盤尼西林發現的日期或電腦是誰發明的，書末也沒有附上「二十世紀重大科技發明時間年表」。書中並未詳述萊特兄弟如何研發與試飛歷史上第一架動力飛機，倒是在插圖中提到，萊特經營的腳踏車店是當時相當典型的小型作坊（workshop）。

書中不談超音速噴射機、衛星發射或登月計劃等二十世紀著名的科技里程碑，卻用相當的篇幅談鐵皮屋、拼裝船和拼裝車、肥料農藥、屠宰場等一般科技史根本不會觸及的主題。

此外，作者還告訴我們，致力研發與使用新進武器科技的國家，不見得會贏得戰爭；二次世界大戰火炮與步槍所殺死的人數，要遠大於轟炸機與原子彈；一個國家投入科技研發的經費多少，與其經濟成長率不見得有正相關；擁有昂貴精密的高科技武器系統，不見得能戰勝科技水準落後的敵人。這樣的情況牴觸了許多人對科技的認知與常識，但歷史充斥著這樣的例子，統計數字也顯示如此，究竟這是怎麼回事？

會對人類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科技，必然是使用相當廣泛的科技；一項科技要能獲得相當廣泛的使用，距離其發明必然已經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然而，大多數的科技史研究乃至通俗文化都把焦點放在發明、創新以及新科技早期的應用，這使得我們對於科技與社會的關係以及科技在歷史上如何發揮作用，理解有所偏差。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在英語世界裡科技幾乎等同於發明。這種混淆對於理解科技沒有幫助，也對理解發明造成負面影響。我們並沒有關於發明的歷史，相對地，我們擁有的是某些後來成功的科技之發明史，這點就使得理解有了偏差。然而，我們所擁有的發明史本身就是以創新為中心，它把焦點放在發明本身的某些新面向，強調發明本身出現的變化，而不是那些不變的部分。

★媒體推薦：

作者採用無比細緻的平衡報導，將科技與社會變遷的樣貌以充滿洞見的方式呈現，這是傳統觀點做不到的。——《獨立報》

我可以拿這本書，往那些科技怪客、電腦怪咖、熱愛新事物的未來學家的頭殼敲下去，來個當頭棒喝。——Simon Jenkins（專欄作家）

我喜歡這本會挑戰刻板觀點的書。面對這個不斷拋棄舊事物、只管追求新事物的世界，我想要慶祝這本書的誕生。——《星期日泰晤士報》

作者的創新之處在於聚焦在我們真正在使用的科技，而不是那些可能稍縱即逝、卻號稱全新的科技事物。——《每日郵報》

充滿原創性的引人注目之作，切合當下的需求。——《自然》

新玩意很吸引人，但它們有什麼重要性？作者讓我們看見被忽略的科技，這些科技才真正影響多數人的生活。——《新聞週刊》

打破成見，挑戰以創新為中心的科技觀。——《Icon雜誌》


★內文試閱：

導論（摘錄）
大多數的科技史是為各年齡層的男孩所寫，這本書則是為所有性別的成人而寫。我們已經和科技共同生活了漫長的時光，整體而言，我們對科技已有相當的認識。從經濟學者到生態學者、從古玩愛好者到歷史學者，人們對於周邊的物質世界及其變遷有不同的看法。然而，過於頻繁出現的狀況是：在討論科技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時，議程是由那些提倡新科技的人所設定。
這些人高高在上地向我們宣揚科技，使得我們只想到新奇與未來。過去數十年來，「科技」一詞和「發明」（創造出新的觀念）與「創新」（新觀念的首度應用）緊密地連結在一起。在談論科技時，重點總是放在研發、專利以及初期使用，用來指稱後者的術語是「傳播」（diffusion）。縱使科技史有許多不同的斷代方式，但其依據都是發明與創新的日期。二十世紀最重要的科技常常簡化為航空（一九○三）、核能（一九四五）、避孕藥（一九五五）與網際網路（一九六五）。告知我們變遷的速度越來越快，且新科技越來越強大。大師們堅稱，世界因科技而正在進入新的歷史紀元。
以使用中的科技（technology-in-use）做為思考的出發點，將會出現一幅完全不同的科技圖像，甚至也可能形成一幅完全不同的發明與創新圖像。 整個隱形的科技世界隨之浮現。過去的科技地圖是根據創新的時間軸所繪製，思考「使用中的科技」則會引領我們重新思考對科技時間（technological time）的看法。它所帶來的歷史無法套用一般的現代性方案（schemes of modernity），並且反駁以創新為中心之說法背後的某些重要預設。更重要的是，「使用中的科技」新視角會改變我們對何者才是最重要的科技之認定，它會產生一部全球史；至於以創新為中心的歷史，雖然號稱具有普世性，其實僅侷限於少數地方。
此一新史觀之不同以往將會令人詫異。例如，蒸氣動力向來被認為是工業革命的特徵，然而它在一九○○年的絕對重要性與相對重要性，都遠高於一八○○年。即使在率先工業革命的英國，蒸氣動力的絕對重要性在一九○○年後仍持續增加。英國在一九五○年代的煤使用量，遠高於一八五○年代。全世界在二○○○年所消耗的煤，遠高於一九五○年或一九○○年。世界上的汽車、飛機、木製家具與棉織品都多於以往。全球海運噸位持續增加。我們仍在使用巴士、火車、收音機、電視與電影，而紙張、水泥與鋼鐵的消費量是越來越高。縱使電腦這項二十世紀晚期關鍵新科技出現已有數十年，書本的印行量依然持續增加。後現代世界擁有四十年歷史的核電廠與五十年歷史的轟炸機。這不只是科技懷舊風而已：後現代世界有新的遠洋郵輪、有機食物以及用復古樂器演奏的古典音樂。甚至已經過世的六○年代搖滾歌星，其作品仍有巨大銷售量；而今天的小孩仍舊愛看他們祖父母小時候觀賞的迪士尼影片。
以使用為基礎的歷史有個特別重要的特徵，那就是它可以是真正的全球史；涵蓋了所有使用科技的地方，而不是少數創新與發明集中出現的地點。在以創新為中心的敘述中，大多數的地方並無科技史；以使用為中心的敘述，幾乎所有地方都有科技史。以使用為中心的敘述帶來和全世界所有人都有關的歷史，因為世界上大多數的人口都是窮人、不是白人，而且有一半是女人。使用的觀點指出二十世紀出現的新科技世界之重要性，而這個世界在過去的科技史中卻無一席之地。這些科技當中，最重要的是窮人的新科技。它們之所以被遺漏，是因為一般認為貧窮世界只有傳統的在地技術，缺乏富裕世界的科技，或僅是受害於帝國科技的暴力。當我們在思考城市時，我們應該同時想到鐵皮屋城（bidonvilles）和未來城（Alphaville）；我們不應該只想到柯比意規劃的城市，也要想到沒有都市計畫的貧民區，後者不是由偉大的營造者所建造，而是由數以百萬計的人用許多年的時間自己建造而成。這是我所謂的克里奧科技（creole technologies）的世界，這種科技從起源地移植到其他地方而獲得更大規模的使用。

現代世界的物質史：《老科技的全球史》中譯本導言
李尚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老科技的全球史》是部二十世紀的全球科技史， 但卻是一部不尋常的科技史。大多數科技史的寫法，通常把焦點放在重要的發明與創新。然而，光從章節架構就可看出這本書顯非如此；它雖然是一部二十世紀的科技史，卻不是常見那種依照時間順序講述人們耳熟能詳的重大發明之故事的編年敘事史；從章節安排便可以看出，這是本以主題為架構、強調分析與議論的著作。 本書就內容來說也很特別，書中並未特別提到盤尼西林發現的日期或個人電腦是誰發明的，書末也沒有附上「二十世紀重大科技發明時間年表」。作者並未詳述萊特兄弟如何研發與試飛歷史上第一架動力飛機，倒是在插圖中提到，萊特經營的腳踏車店是當時相當典型的小型作坊（workshop）。書中不談超音速噴射機、衛星發射或登月計劃等二十世紀著名的科技里程碑，卻用相當的篇幅談鐵皮屋、拼裝船和拼裝車、肥料農藥、屠宰場等一般科技史根本不會觸及的主題。此外，作者還告訴我們，致力研發與使用新進武器科技的國家，不見得會贏得戰爭；二次世界大戰火炮與步槍所殺死的人數，要遠大於轟炸機與原子彈；一個國家投入科技研發的經費多少，與其經濟成長率不見得有正相關。這些見解和主流說法可說大異其趣。
透過這樣的架構與內容，作者強有力地呈現並申述其核心論旨：以發明與創新為焦點的傳統科技史，無法理解科技在全球所扮演的角色；要達成這個目標，必須將研究的焦點放在科技的使用。為何本書會用這樣的角度來看待科技？是什麼樣的作者會寫出一部如此特殊的二十世紀科技史？本書作者大衛‧艾傑頓原本主修化學，畢業於牛津大學，後來在倫敦帝國學院攻讀博士，論文分析比較英國在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五一年間對棉紡織與飛機這兩種製造業的國家干預政策。  這個訓練背景不止見諸艾傑頓的科技史研究對於經濟數據與政策分析的重視，也可見諸本書對科技與產業關係的探討，乃至所舉關於飛機與棉紡織業的例子。博士畢業後，艾傑頓先是任教於曼徹斯特大學教授科技史，之後在倫敦帝國理工醫學院(Imperial Colleg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創辦科學史、科技史與醫學史中心（Centr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並擔任該中心主任，後升任「漢斯‧勞興講座教授」（Hans Rausing Professor）。他與該中心於二○一三年移轉到倫敦國王學院的歷史系。艾傑頓的研究興趣主要是二十世紀英國史、全球科技史以及現代性的物質史（material histories of modernity），尤其關心英國國家（British state）、英國軍國主義（British militarism）以及專家與科技官僚在現代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等課題。艾傑頓曾經應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中心邀請，於二○○二年來台訪問並於清華大學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表演講。
艾傑頓的史學研究的重要切入點批判是長久以來充斥著英國史學界、社會科學界的「英國沒落論」（British Decline）以及相關的歷史解釋，尤其是致力檢討此一說法所涉及的科技史史學議題。本文就由他對沒落論（declinism）的反思著手，來簡介艾傑頓的科技史史學觀點。

【小標】對英國沒落論的批判
根據艾傑頓的看法，沒落論的說法深刻地影響了當代英國對於英國歷史、政策、文化與產業的認識。所謂「英國沒落論」並非泛泛地指涉大英帝國在二十世紀的瓦解以及英國國力在這段期間的衰弱，而是對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英國歷史的一套特定的看法和解釋，其中特別強調科技落後與國勢衰頹之間的因果關係。這套沒落論的論點大致如下：十九世紀上半的英國不只是國力超強的帝國，也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經濟上，英國的產業領先群倫是全世界製造業的中心。然而，到了一八七○年代情況卻開始改變。雖然英國仍是個大帝國，甚至還持續擴張其海外殖民地，國家卻開始走上沒落之路。英國的經濟效率比不上新興的德國與美國，其產業缺乏研發與創新，工廠使用過時的技術，無法在國際上與其他國家競爭。這是英國在二十世紀走下坡的源頭。造成英國走向沒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英國政府與產業界不夠重視科學與技術，投入技術研發與創新的資源嚴重不足，高等教育更是忽視科學與科技教育的重要性。這種偏頗的走向，和英國以牛津和劍橋這兩所古老大學為代表的菁英文化關係密切。這些大學的教育偏重以古希臘文、拉丁文閱讀古典典籍，頂多再加上對數學這個抽象學科的偏好，卻對實用的科學與技術不屑一顧。結果這些大學培養出來的政治與文化菁英不只對科學缺乏理解、而且還有反科技與看不起工程師的偏見，結果造成英國社會一股反產業與反科技的風氣；也使得英國文化充滿了懷舊氛圍與對田園風味的喜好，上流社會瀰漫著一股向後看、不往前看的舊式仕紳風尚。牛津與劍橋大學畢業的菁英位居政界、法界、文官體系乃至商業與金融界的要津，導致英國政府與企業界對科技研發的無知與輕視，而政府財政部門的政策偏頗，更導致英國政府對於科技研發與科學研究的投資嚴重偏低。如此林林總總的不良影響，導致一八七○年後英國技術發展落後於其他的競爭者。
　　這套科技沒落論說法廣為英國學界所接受，不只是右翼的歷史學家鼓吹這套「英國沒落論」，就連著名新左派學者派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也附和這套說法，認為二十世紀的英國善於操弄人民、管控其帝國，卻在經濟上欲振乏力。它能夠透過福利國家的體制取得人民的支持，卻在科技發展上一籌莫展。儘管如此，艾傑頓認為還是有卓然不群的學者與知識分子不受沒落論誤導，並能洞察英國的國家性質。安德森的論敵同時也是英國勞工史、社會史的左翼史學大家湯普森（E. P. Thompson），就是其中佼佼者。湯普森在批判安德森的論點時指出，自十九世紀以來「政治經濟學與科學就是英國意識形態的核心」。安德森攻擊的是過去的舊事物，卻未能看清楚英國國家（state）的新現實。 
沒落論另一個影響更為深遠的說法，是史諾（C. P. Snow）關於科學與人文「兩種文化」的看法與討論。艾傑頓認為，史諾的論點除了把受人文學科教育出身的官員、文化界與產業經營者，將之對立於工程師與科學家之外，還把這兩者與現代英國南北對立的刻板印象掛勾。在這幅圖像裡，英國南方富裕的傳統貴族與仕紳階級的古典人文品味主導了菁英文化與政府政策，然而大多數務實的工程師與科學家卻出身於製造業重鎮的北方，而且家境背景通常較為微寒。兩種文化的對立還沾上了貧富、南北對立的色彩。艾傑頓的批評則指出，史諾所謂兩種文化其實是基於非常偏頗的取樣，其中討論到所謂的科學其實只侷限於學院中的物理學，而人文知識分子則只有討論到小說家；對於十九世紀晚期以來英國科學、技術的種種重要成就，以及這段期間英國科學、技術與文化的密切關係，史諾完全視而不見。此外，艾傑頓還舉出許多史諾著作中的史實錯誤，包括他關於特定科學家在二次大戰英國戰略轟炸中所扮演的角色等說法。這些事例顯示，史諾在知識上甚至可信度上都有相當可議之處。
艾傑頓認為沒落論不只偏離歷史實際狀況甚遠，而且導致許多扭曲誤導的科技觀點。誤導的原因之一是，史諾等人把焦點放在被認為對政府的政策走向有很大影響的管理階層高階文官（administrative civil servants），並將之描繪成由牛津劍橋文科畢業、攻讀古典學（classical studies）的上流階級出身者所主導。換言之，一群不懂科學，養尊處優，背景類似十八、十九世紀貴族與上流階級的過時人物，主導了英國政府的產業、國防與科技政策。但艾傑頓指出，這種說法忽略了政府所聘用的專家與技術人員，這批人相當龐大而且扮演重要角色。此外， 高階文官雖大多出身於私立住宿學校、畢業於牛津劍橋的文科，但其中大多攻讀歷史學這類的現代學科，而非古典學。而且高階文官當中也有不少重要人物是科學家與工程師，有些甚至是成就相當高的科學家。 
更重要的是對經濟數據的考察顯示，所謂英國的科學教育、研發活動乃至產業效能到了十九世紀晚期都不如德國，二次世界大戰後又被日本、法國等國家超前的沒落論說法，其實無法成立。實際情況恰好相反，在一九六○年代之前，英國富裕程度僅次於美國，其科學與技術教育的水準以及創新的紀錄，也毫不遜色於德國、法國與義大利等歐洲國家。有一個說法是，英國政府的研發支出集中在核能和航空這兩個科技領域，誤以為這兩個大型的高科技產業在未來會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沒想到結果正好相反，這兩個科技產業都未能帶來預期的經濟效益甚至導致虧損。然而，實際數字顯示，儘管政府偏好發展核能與航空等昂貴的高科技，但是英國民間產業對於科技研發的投資也相當可觀。在一九六○年代中期之前，英國產業的研發支出高於日本、德國、法國以及義大利。數據甚至顯示一些奇怪的現象，例如一九六○年代英國民間產業的研發支出是法國的四倍，但法國卻有比較高的經濟成長率；一九六○年代晚期和義大利的比較也可見到類似的現象。這段期間法國和德國的研發支出低於英國（稍後德國才超過英國），但國家富裕程度卻開始超越英國。  這種現象甚至引發懷疑：「英國的問題是不是企業花太多錢在研發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