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一世紀前，大家普遍相信，大學畢業女性只能在事業和家庭中選擇一項。今天，雖然大學畢業女性的人數已超過男性，但是對於女性來說，想要同時擁有事業和家庭仍充滿了各項挑戰。克勞蒂亞．高爾丁追溯了二十世紀性別平等發展以及相關的各項重大社會變革，以及女性如何在變革的道路上努力兼顧事業與家庭。她也揭露了何以真正的平等對於想要同時擁有事業和家庭的夫妻來說仍舊遙不可及。反歧視法和更開放的工作環境雖然縮小了性別和薪資的差距，卻不足以徹底解決這個問題。《事業與家庭》這本書解釋何以我們必須在工作結構上做出根本的改變，並且正視照護的價值，才能真正達到性別以及夫妻平等的目標。

★本書特色：

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高爾丁
帶你穿梭百年女性爭取平等之路
為你解謎
為什麼性別平權和薪資平權很重要?
為什麼夫妻平權也很重要?
為什麼貪婪工作是夫妻平權的殺手?
為什麼女性一有小孩和男性薪資的差距就開始加劇?
為什麼徹底改變工作結構才是消弭差距的根本之道?
如果大家都追求高薪的貪婪工作，
而不願意生育和照護子女，
那麼受害的會不會是整個社會而不只是女性？

★目錄：

《推薦序》一個對女性意義非凡的獎項，一本了解女性生命歷史的好書
–林明仁台灣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第一章   沒有名字的新問題
第二章   薪火相傳
第三章   ｜第一群組｜在岔路口的一代
第四章   ｜第二群組｜橋樑群組
第五章   ｜第三群組｜和貝蒂．傅瑞丹站在十字路口
第六章   ｜第四群組｜無聲的革命
第七章   ｜第五群組｜助革命一臂之力
第八章   重視兩性薪資差距
第九章   律師和藥劑師的案例
第十章   隨時待命
結語   旅途的終點–放大來看
謝辭
圖表附錄：資料來源與注釋
資料來源附錄
問題討論
注釋

＜作者簡介＞

克勞蒂亞．高爾丁（Claudia Goldin）
美國經濟史學家、勞動經濟學家，是哈佛大學經濟系亨利．李（Henry Lee）講座教授，著有《女性工作更久》（Women Working Longer），《教育和科技競賽》（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決定時刻》（The Defining Moment），以及《瞭解差距》（Understanding the Gap）等書。她於2023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表彰其「增進大眾理解女性在勞動市場上的角色」，並「揭示了勞動市場性別差異的關鍵因素」。

譯者：王美音
台大外文系學士，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比較文學碩士，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MBA。曾任卓越雜誌出版部主編，花旗銀行資深副總裁，現為閱樂國際文化出版公司總編輯。譯有《創新求勝：再創企業生機》，以及《創造快樂大腦：重塑大腦快樂習慣—提升血清素、多巴胺、催產素、腦內啡》等書。

★內文試閱：

•推薦序

一個對女性意義非凡的獎項
一本了解女性生命歷史的好書

林明仁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徐湘羚
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博士候選人
國科會千里馬計畫MIT訪問學員

2023年10月9號清晨4點半，克勞蒂亞•高爾丁（Claudia Goldin）家的電話響了，是斯德哥爾摩的亞當．斯密（Adam Smith）打來的。他首先恭喜她以「增進我們對女性勞動市場結果的理解（for having advanced our understanding of women’s labor market outcome）」獨得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接著提醒她：「妳只有90分鐘可以準備，因為我們六點就有記者會了。」她立馬吩咐她的丈夫，同時也是哈佛著名經濟學者勞倫斯．卡茨（Lawrence Katz）先把黃金獵犬皮卡（Pika）帶出門，她好緊抓時間準備接著下來的媒體陣仗。果不其然，六點一到，恭賀電話與email一刻也沒有停過。高爾丁在諾貝爾獎晚宴致詞時提到她總共收到了一千六百多封的電子郵件，許多是流下高興眼淚的字句。「有一位女性替全世界所有的母親、祖母、姊妹與女兒感謝我：因為我證實了她們知道是真實的事（validating what we know to be true）。」雖說近二三十年經濟學研究已經開始重視女性視角，而在高爾丁之前也已經有兩位女性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能出現第一位以研究女性獲獎的經濟學者，仍然讓勞動經濟學與經濟史學者，特別是女性，士氣大振。一位西班牙經濟學者告訴高爾丁：「妳的得獎就跟我支持的球隊贏了世界盃一樣開心!」
經濟學家做為資料偵探
高爾丁1946年出生在紐約布朗克斯的一個猶太家庭，父親是一位資料處理經理，母親則是公立小學的校長，從小家中就非常重視科學教育。就讀康乃爾大學時，她本來想主修微生物學，卻在修了阿爾佛雷德．卡恩（Alfred Khan）的經濟學課程後改變心意。接著她進入芝加哥大學就讀，師承經濟史大師，後來也在1993年獲得諾貝爾經濟獎的羅伯特．弗格（Robert Fogel），在他的指導之下獲得博士學位。對於在芝加哥的日子，高爾丁是這樣說的：「班上50個同學裡面，只有兩個女生。但這對我並沒有造成任何困擾。因為對米爾頓．傅里曼（Milton Friedman）、羅伯特．弗格、蓋瑞．貝克（Gary Becker）、羅納德．寇斯（Ronald Coase）、喬治．史蒂格勒（George Stigler）––––五位諾貝爾獎大師––––來說，沒人在乎我是個女生。他們只在乎我說了什麼，以及我能為研究貢獻什麼。」畢業之後，她先後任教於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普林斯頓大學、賓夕凡尼亞大學，最後在1990年加入哈佛大學，她也是第一位在哈佛經濟系拿到終身職的女性教授。
高爾丁早期的研究著重在美國南方的奴隸制度，這些研究後來集結成為《美國南方都市奴隸史》（Urban Slavery in the American South）一書。稍後，她發現有許多白人女性即便是受雇者，也不願意在人口普查時回答她們的職業為何，這讓她開始對白人女性的勞動狀況感到興趣。在一次訪談中她提到：「當你發現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從5%，一路爬升到70%時，你就知道事有蹊蹺了。這代表工作與雇用的生命軌跡有了大幅改變。這就是為什麼（研究）女性很有趣，而（研究）男性很無聊的原因。」本書就是她過去四十多年來研究女性在勞動、教育、婚姻、生育等各方面生命歷程的成果。以經濟理論導引資料的收集詮釋，以資料佐證理論的合理性，也難怪諾獎委員會要說讀高爾丁的研究，就像看資料偵探解謎一樣有趣了。
高爾丁在經濟學界以深入研究婦女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地位而聞名。她1990 年的重要著作，《了解性別差異：美國女性的經濟史》（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贏得了多個獎項，深入剖析勞動力市場中婦女的歷史；與勞倫斯．卡茨合著的《教育和科技競賽》（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則研究教育與技術對經濟的影響。這本最力作《事業與家庭》（Career and Family）則探討了自19世紀末以來，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如何平衡家庭和事業。
《事業與家庭》源自高爾丁數十年來對性別收入差距、勞動力參與率和教育原因與後果的研究。書中剖析美國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在1878年至1978年間的生活選擇，她們實現家庭（生育或收養孩子）和事業（長期具有良好薪酬的就業）的能力，以及這種雙重目標在20世紀和21世紀的轉變。本書以縱向資料（longitudinal data）的統計分析為支撐，搭配許多清晰的資料圖表，並穿插美國著名女性在專業領域工作與創業的故事，以進一步襯托敘述。這種在科學書寫和傳記體例之間的相互變換，讓讀者在吸收嚴謹的經濟分析之外，也能對當時的時空背景有更清晰的想像。
五個世代的大學畢業女性
（Five Cohorts of College Graduate Women）
作為一位經濟史學家和勞動經濟學家，高爾丁善於剖析歷史的複雜性。她發現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可以分為五個不同的歷史群體，來清楚地講述她們的生命歷程。每個群體中的女性面臨著相同的時代限制，擁有相同的志向，在相似的年齡結婚和生子，並在事業選擇上有相似的時間安排。與此同時，不同群體之間的差異是顯著的，不同群體之間的分裂或差異可能是社會期望、經濟狀況、文化價值觀、政府政策等因素所導致的。她並指出「工作」和「事業」之間的差異，工作只是賺錢的一種方式，而事業提供晉升和智力滿足。
第一世代：家庭或事業
（family or career）
第一組，「事業或家庭」群體，出生於19世紀末，1878年至1897年，畢業於1900年至1919年之間，是一個相對較小的群體，幾乎所有人都必須在家庭和事業之間做出明確的選擇，很少有人能夠兼得。考慮到當時的限制，她們不容易兩者兼得。這一代人中的許多人都寫作並談論她們的職業––––作為教師、圖書館員、社會工作者和護士等職業––––被視為更高的呼召，她們的職業使她們擺脫了婚姻和家務的限制。到了50歲時，有32%的女性從未結婚（而相對於最新一組，這個比例已經降至12%），其中一半的人從未生育孩子。在當時流行排外主義的時代（an era of rampant nativism），這樣相當高的無子女率使得一些同時代人開始思考「種族自殺」（race suicide）的問題，因為這些大學女性中有相當多的人來自上層階級家庭。在第一代已婚女性中，只有30%在45-49歲時在工作，但在最新一代中，這一比例上升到了84%。因此，從「事業或家庭」轉變為「事業和家庭」。
第二世代：轉變的群體/先工作再家庭
（The Transformation Group）
第二組，「先工作再家庭」群體，是一個轉變的群體。出生於1898年至1923年，畢業於1919年至1945年之間，通常是先從事工作，但不是高爾丁所定義的「事業」，然後建立家庭。起初，她們的情況類似於第一組，結婚率低，但最終與第三組相似，結婚率高，首婚年齡低，並且有很多子女。最終結婚的女性大多數都有孩子，儘管在結婚之前絕大多數都有工作經驗，但婚後就不再為薪水工作太久。許多人都有更廣泛的志向，但卻被外部力量所壓制，其中包括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隨著經濟的衰敗，各種限制性政策的擴張，包括婚姻禁令，禁止婦女從事文職工作與教師的政策。
第三世代：沉默世代/你會打字嗎？
（The Silent Generation：Can you type?）
第三組，促成嬰兒潮（baby boom）的「先家庭再工作」群體，出生於1924年至1943年，畢業於1945年至1965年之間，從二戰結束到動蕩又充斥著社會變革的60年代中期，畢業後立即開始工作，但她們在有孩子和養育孩子時大量離開勞動力市場。這個群體中有超過90%的人結婚，這些女性比她們的前輩結婚得更早（首次結婚的中位年齡不到23歲），且非常年輕就生育，近60%的25-29歲女性有孩子，家庭更大，符合美國人口的更廣泛變化，幾乎所有已婚的女性都有孩子並促成了嬰兒潮。將這些數字在正確加權後，整個群體中只有17%是終身無子女的。許多人在孩子長大後重返勞動市場「工作」，有些人利用這段時間實現了「事業」，但就業空缺阻礙了她們的職業發展。
雖然，家庭生活在第三組的時間和重要性上是第一位，但對於這個群體的許多人來說，這一切都被打亂。在所有結婚者中，有相當一部分（57.2%）在大學畢業後不到一年或在大學期間就結婚了（由於結婚而輟學，通常伴隨著懷孕，因此輟學率也相當高。考慮結婚時間和大學畢業時間，我們可以合理推測，其中相當大的一部份女性在大學期間遇到了她們未來的丈夫，這引發了有關大學扮演「婚姻市場」角色的有趣問題。在1960年代結婚的人的離婚率飆升。在1950年代結婚的大學畢業女性中，有12%在婚姻二十年後離婚，而在1960年代結婚的人中，這一比例幾乎達到了30%。因為一些州將離婚法律改為單方面（unilateral），這意味著夫妻中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解除婚姻。許多幾乎沒有工作經驗的家庭主婦在婚姻中缺乏議價能力。
第三組在「家庭」方面獲得相當大的收穫，但在「事業」方面進展不大。她們成為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The Feminine Mystique》（1963）中所描述的受挫群體。她們對勞動力市場越來越不滿，因為她們在事業上幾乎沒有什麼提升，面試官員通常只問她們一個問題：「你會打字嗎？（“Can you type?”）」。
第四世代:嬰兒潮世代/與避孕藥
（The Baby Boom Generation：the Pill）
第四組，「先事業後家庭」群體，嬰兒潮一代的女性（baby boom generation），出生於1944年至1957年，畢業於1965年至1979年，這一代女性是第一個可以方便取得避孕藥（the Pill）的群體。大多數的女性在大學畢業後幾年才結婚。因此，首次結婚年齡上升了兩年多––––從1950年出生的群體的23歲到1957年出生的群體的25歲以上。這一代女性推遲了結婚，而不是完全避免結婚，僅有一小部份，有12%在她們四十多歲時仍然單身。然而，推遲組建家庭也有代價，因為有相當大比例的女性最終沒有孩子，19%的結過婚女性在40歲時尚未生育，大約有27%的第四組所有大學畢業女性從未生育。
她們吸取了前輩的教訓，前輩們經歷了從結婚、生育、職業到就業在歷史中最極端的轉變。作為婦女運動成熟時期的一部份，她們對於自己的職業和家庭有了更清晰的目標。這一代女性目睹了第三組的母親、姑姑和姐姐的經歷，從中吸取了教訓，開始更加謹慎地規劃自己的生活。她們看到許多第三組婚姻以離婚告終，這促使她們更加重視自己的教育和事業，以保障未來。擁有先進的避孕技術使她們能夠掌握生活的節奏，先有事業再建立家庭。儘管這一代女性的離婚率更高，但她們有更好的準備。在1970年代開始的婚姻中，有37%的夫妻沒能走到他們的第二十個結婚週年紀念日；在1960年代開始的婚姻中，有29%的夫妻沒有度過這一個里程碑。
第四組，年輕時參加勞動力市場的比例相對於上一代大幅上升。約65%的人在30歲時有婚姻的情況下，參與了勞動力市場。約80%的人在45歲同樣是在有婚姻的情況下，參與了勞動力市場。這一群體的主要職業從教師轉向了各種職業，包括任何職業聲望等級中最高的職業（the very top of any occupational prestige scale）。她們在事業上取得了進步，但在家庭方面卻有所失。對於那些將事業放在首位的人來說，有時候孩子是「被擱置」（hold）的。約有13%至18%在40歲左右時實現了「事業和家庭」的目標。這一代女性中包括Hillary Clinton等知名人物，她們在職業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時也是家庭的重要角色。
第五世代:貪婪的世代/
小孩子才做選擇，我全都要
（The Greedy Generation：I want them all）
將事業放在首位，然後再嘗試家庭，就像第四組一樣，導致了相當大的「無子女」。首先考慮家庭，然後再找工作，就像第三組一樣，也不是一種好的路徑。第五組群體試圖兩者兼顧。但是她們成功了嗎？
最後一群被稱為「事業與家庭兼顧」的人，出生於1958年至1978年之間，畢業於1979年至2000年之間。她們目睹了前一代所經歷的挫折，意識到拖延可能導致無法實現的事情，因此開始積極追求事業和家庭的平衡，她們的勞動參與率是所有群體中最高的。儘管她們像第四組一樣推遲了結婚和生育的時間，甚至將兩者都推遲了更長的時間，但她們的生育率顯著提高。這最後一組人獲得了各種生殖技術的幫助，包括IVF，這些技術幫助她們受孕，而不是避孕。這群人主要希望同時實現事業和家庭，到了44歲時，沒有孩子的比例僅為21%，略高於嬰兒潮時期的「先家庭再工作」群體的18%。這一組群體中有更多的人在40歲左右實現了事業和家庭的目標––––21%至27%，而第四組群體則為13%至18%。因此，答案是，第組五群體在很大程度上比她們的前輩取得了更大的成功，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那些有子女的人在實現事業方面做得更好。
從以上的簡短說明我們可以看到，婦女在家庭、工作和事業上所面臨的變化都是非線性的，受到許多外生因素的影響，例如大蕭條、二戰、婚姻禁令、默許離婚、避孕藥和墮胎合法化等。從第一組到第五組群體，每一代都建立在前一代的成功和挫折之上。她們的路徑從最初的家庭或事業擇一，到後來成功地結合事業和家庭。每一代都在鬆動的約束和不斷變化的障礙下前進，這條路不僅漫長，而且曲折。女性在事業和家庭之間實現平衡的能力是近年才開始出現的，即使在當今社會，同時追求事業和家庭依然充滿挑戰。值得關注的是，即使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美國女性，在平衡家庭和事業上都充滿著挑戰，更不用說其他群體的婦女，她們在這方面的困難一定更具波折。
那個沒有名字的問題
（The Problem with No Name）
「女性在勞動市場上受到多大的歧視」一直是一個無法被社會忽略的問題。為什麼女性無法像同行的男性一樣快速晉升？她們的薪水和事業地位為何不符合她們的經驗和資歷？在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女性因為法律、技術和社會障礙的阻礙，難以兼顧事業和家庭。近幾十年來，大多數明顯的性別歧視已被消除，避孕和生殖技術使女性能夠延遲生育，科技進步降低非市場勞動的時間需求，以及削弱家庭內部傳統結構的性別分工，夫妻間開始更公平地分擔家務與照顧勞動。然而，在中期職業生涯的收入和晉升至頂級管理職位方面，性別差距仍然存在。
1930年代至1950年代的歷史文件清楚顯示了在就業和收入方面的偏見和歧視。即使在1950年代末的緊俏勞動市場上，公司代表仍然明確表示，年幼子女的母親不會被僱用，帶有嬰兒的已婚婦女不被鼓勵重返職場，懷孕是自願辭職的原因。婚姻限制條款在1940年代之前十分猖獗，演變成了排除有幼兒和小孩的女性的招聘政策。學術機構和一些政府機構實行了裙帶關係限制條款。無數工作職位受到性別、婚姻狀況和種族的限制。
今天，真正的薪酬和就業歧視雖然重要，但相對較小。這並不意味著許多女性不面臨歧視和偏見，或者職場不存在性騷擾和侵犯。女性是否實際上因同等工作而收到較低的薪酬？整體而言，情況並不是這樣。以不同薪酬報酬給予相同工作的薪酬歧視僅占總收入差距的一小部分。今天，問題是不同的。
一些人將性別收入差距歸因於「職業隔離」（occupational segregation），即女性和男性自我選擇，或被強迫進入某些刻板印象中性別化的職業。然而，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列出的將近五百個職業，三分之二的性別差異收入來自每個職業內部的因素。即使女性的職業遵從男性的分布，它最多也只會消除男性和女性之間的收入差距的三分之一。
高爾丁認為，剩下的大部分薪酬差距是由於「貪婪的工作」（greedy work）所導致的。這些職業通常缺乏靈活性，工作時間的增加會導致非線性的收入增長，而且往往會帶來晉升的機會。婦女被期望承擔比男性更多的照顧勞動，因此她們可能會轉向與此類責任相容的「靈活的工作」，進而最大程度地提高家庭總收入。這種模式中，一位伴侶在需要在「待命工作」的「貪婪的工作」中工作，而另一位伴侶則在家裡「待命」，例如當孩子生病需要接回學校時。在異性戀夫妻中，通常丈夫是「待命工作」，而妻子則是「待命在家」。
相較於真正的薪酬和就業歧視，制度性障礙對於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獲得更高薪酬有更大的影響。工作中的制度性障礙獎勵「貪婪的工作」，這導致女性在孩子出生後的收入急劇下降，因為她們往往退出、轉為兼職，或接受更具可預測性時間的工作。高爾丁指出，改變工作制度的獎勵方式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並舉了獸醫、藥劑師和醫生等職業作為例子，這些職業正在從男性主導的「貪婪工作」轉變為更具有預測性和可預測性的工作。
家庭責任對性別差距產生重大影響的概念並不新鮮。高爾丁將其視為一個核心問題，然後問道：現代世界是否必須如此？她通過律師的職業生涯來闡述了貪婪工作的故事，並與藥劑師的工作進行了對比。藥劑師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很像律師，但隨著大公司接管獨立藥劑師，這個行業開始向更一致和固定的工作時間轉變。她認為，企業及其客戶將每個藥劑師視為其他藥劑師的近似替代品，因此不再有必要建立貪婪的工作時間結構。結果縮小了這一行業的性別收入差距，男性和女性藥劑師的薪酬是相似的。
在有貪婪工作的世界裡，夫妻平權是很昂貴的
In a world of greedy jobs, couple equity is expensive.
許多有孩子的夫婦最終會專注於一個有著較高薪酬的「貪婪工作」，而另一個則更容易隨時為孩子服務，儘管高爾丁沒有提到，但孩子不可預測的需求和關注也可能很貪婪。
共鳴
2024年，Goldin獲選為時代雜誌年度女性之一，評語是她說出被其他經濟學家所忽略的宏偉且大膽的故事(Big and Bold Stories)。老實說，這些故事其實很平凡，全世界有一半的人口是女性：她們可能是我們的母親、姊妹、伴侶、同儕、或者是同學，面對家庭與事業，努力扮演她們的角色。宏偉跟大膽這兩個詞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被忽略。希望本書可以讓讀者更了解，這些在我們生命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女性，她們有著什麼樣的希望，面對著什麼樣的限制，做了什麼樣的決策，過了什麼樣的人生。「我是不給建議的(I don’t give advice)」，高爾丁在時代雜誌訪談中說到。但她會建議學生實驗、嘗試新事物、看看妳跟什麼東西產生共鳴（experiment, try new things, see what resonates.)。希望本書能跟讀者的生命經驗產生共鳴。

•摘文

第一章
沒有名字的新問題
現在的夫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掙扎著平衡他們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就整個國家來說，我們正意識到「照護」（caregiving）對現今以及未來世代的重要性和價值。我們開始充分意識到照護的成本，包括失去的收入、事業的停滯不前、夫妻（不論是異性或同性）之間的權衡取捨，以及對於單身母親和父親所造成的沉重壓力。我們在新冠疫情前就意識到這些問題的存在，但是新冠疫情更凸顯了事情的嚴重性。
1963年，貝蒂．傅瑞丹（Betty Friedan）寫到受過大學教育女性成為全職主婦的挫折感時提到，她們的問題「沒有名字」(has no name)。60年後，大多數大學畢業女性都已步上事業軌道，但是她們的待遇和升遷相對於和她們同時畢業的男性來看，就像遭到了橫向撞擊，停滯不前。她們也同樣有一個「沒有名字的問題」（problem with no name）。
但同時，她們的問題卻被冠予各種不同的名字：性別歧視、性別偏見、玻璃天花板、媽媽軌道；立即的解決方案也應運而生，我們應該訓練女性變得更有競爭性，以及更懂得談判；我們應該揭露經理人們「隱而不宣的偏見」；政府應該要強制企業董事會實施性別平權以及同工同酬的工作倫理。
美國以及世界各地的女性比以往更大聲疾呼，希望找出可能的答案。她們的關切散落在各個媒體的標題和書的封面上。她們需要更多的動力嗎? 她們需要更加挺身而進(lean in)嗎？為什麼女性無法像男性以同樣的速度攀爬事業階梯？為什麼她們無法獲得與年資和經驗相稱的待遇？
許多女性心中存著更多只能和十分親近的人分享的的私人疑慮。你應該和一個事業和你一樣忙碌的人約會嗎?你是否應該延遲成家的時間，即使你知道你想要有個家？如果35歲還沒找到伴侶，你是否應該考慮凍卵？你是否願意為了撫養小孩，暫時放棄你自從考大學能力測驗（SAT）以來就建立的遠大事業目標？如果不，那麼誰要每天替小孩帶便當、在小孩游泳練習完後接小孩回家，接聽學校護士打來的，令人緊張的電話。
女性持續感覺沒有被公平對待。她們在職位上落後，待遇也不如她們的先生和男同事。她們被告知這些結果是咎由自取，因為她們不夠有競爭心、談判不夠有效率，她們未能爭取會議桌上的一席，當她們爭取到一席時，卻又要得不夠多。但此同時，女性又被告知，這些其實不是她們的問題（即使有時候的確是她們自己的問題），她們其實是被占了便宜，被騷擾了，被摒棄於男孩俱樂部的大門之外。
這些因素的確都存在。但它們是事情的根源嗎?它們加總的效果真能解釋男性與女性待遇和事業上的差距嗎？如果這些問題全都神奇地解決了，那麼這個世界上的男女、夫妻和年輕的父母，是否就會看起來完全不同呢？或者它們其實是集體的「沒有名字的新問題」？
雖然大眾媒體和私人對談已把這個重要的問題帶到鎂光燈的焦點下，但我們對這個規模之大、綿延時間之長的性別差距卻沒有給予足夠關注。某個公司受到小小的處分、某個女性成功進入了董事會、少數一些科技新貴領導人實行陪產假；這些解答，就經濟的層面來說，如同把OK繃丟給得黑死病的人一樣。
上述的反應並無法消弭性別待遇差異的問題，它們也無法為兩性平權提供解答，因為它們只是治標不治本。它們無法真的協助女性，在同樣程度上，像男性一樣達成同時擁有家庭和事業的目標。如果要消弭或甚至只是縮小待遇差距，我們首先必須深入探討這些挫折的根源，並且給這個問題一個比較正確的名字：貪婪的工作(Greedy Work)。
我希望當你讀到這本書的時候，新冠疫情已經消退，我們也從中學到艱困但難得的一課。新冠疫情放大了一些問題，加速了另外一些，也暴露了一些長期存在但一直潛伏的問題。但其實照護與工作之間的拉鋸戰早在我們面對這個全球災難性疾病之前就已存在了。達成並平衡工作和家庭的旅程早在百年前就已啟動。
整個20世紀大半的時間，性別歧視是女性無法擁有事業的主要障礙。1930年代至1950年代的歷史文獻鐵證如山地呈現出這些歧視––––雇用和待遇歧視的實際證據。1930年代後期，公司的主管告訴民調機構，「放款工作不適合女性」，「這項工作(指汽車銷售)需要和大眾接觸…無法任用女性」以及「不會把女性放在銷業務代表售工作上」。當時正是大蕭條結束的時候。但即使是1950年代，勞動市場吃緊的時候，公司的代表們還是會發出淡然的聲明，「不雇用年輕的母親」，「不鼓勵已婚有年輕小孩的女性回來上班」，以及「懷孕視同自動辭職，雖然當小孩長大些，譬如初中的時候，我們還是十分歡迎這些女性回來。」
婚姻禁令（marriage bars）––––法律或公司政策限制已婚婦女的聘僱––––直到1940年代都還甚囂塵上，它們演變成懷孕禁令（pregnancy bars），將有嬰兒和年輕的婦女排除在工作的大門外。學術單位和政府機構有裙帶關係禁令（nepotism bars）。無數的工作有性別、婚姻狀況的限制，當然還有，種族的限制。
今天，我們看不到這樣明目張膽的歧視。數據顯示，儘管薪資和就業的歧視仍然存在，但是相對要少得多。這並非意味著女性不須再面對歧視和偏見，或者是工作場所已不存在性騷擾或性侵害。全國性的#MeToo運動，並非無的放矢。1990年代後期，莉莉．萊德貝特（Lilly Ledbetter）向公平機會就業委員會對固特異輪胎提起性騷擾案，並且獲得訴訟的權利。那對她來說是一個真正的勝利，但是她在被恢復主管的職位之後，放棄了訴訟。萊德貝特在事情發生了幾年後才提出訴訟。由於男性下屬對她的歧視行為，以及最高主管對下屬的性別歧視視而不見，好幾年的時間，萊德貝特都獲得非常低的績效評等，也幾乎沒有加薪。在她的個案中，她和同輩之間的待遇差距，100%來自性別歧視。
那麼何以當工作上的性別平權似乎已觸手可及，而從所未見的更多職位也對女性開放的同時，待遇差距仍然屹立不搖。同樣的工作，女性真的得到比較低的報酬嗎?大體上來說，差距不再這麼大。現今，同工不同酬的待遇歧視僅占整體待遇差距的一小部分。今天的問題不一樣。
有些人把性別待遇差距歸於「職業隔離」(occupational segregations)，意思是說男性或女性選擇或被導引進入的職業，原本就有性別差異（好比是醫生vs.護士，或是教授vs.教師），而這些工作的待遇本來就有差距，但是我們的數據卻顯示了不同的故事。美國人口普查登記的500項工作顯示，2/3的待遇差距發生在同一項工作中。即使女性遵循男性職業的分佈––––也就是如果女性是醫生，男性是護士––––也只能弭平1/3的差距。因此，我們從實證的觀點可以知道，待遇差異另有原因。
我們可以從縱向數據––––追蹤個人生活和待遇的資料––––中看到，大學或研究所剛畢業時，男性和女性的薪資幾乎相同。在工作的前幾年當中，大學畢業生和新科MBA們的薪資差異和所就讀的科系和選擇的職業相關，但是和男女性別無關。男性和女性的起跑點是公平的，他們有類似的機會，但不同的選擇讓他們在一開始時，薪資就有微小的差距。
男女巨大的薪資差距，大約在大學畢業十年之後，才凸顯出來。他們在職場不同的行業，為不同的公司工作，這些差距通常在小孩出生後的一、兩年開始，而且幾乎都是對女性產生負面的影響；但是，男女薪資差距其實在女性結婚後就開始擴大。
女性事業的出現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家庭和經濟之間的關係。我們將永遠無法瞭解性別待遇差距的根源，除非我們能夠瞭解這個表象背後所隱藏更大問題的軌跡。性別待遇差距來自事業差距，而事業差距則來自於根深蒂固的夫妻不平等（couple inequality）。要深切掌握這些意味著甚麼，我們需要來一趟百年之旅，瞭解美國女性在美國經濟上所扮演的角色，如何隨著時間轉變。
我們的重點將放在大學畢業的女性，因為她們最有機會成就事業，而且她們的人數也已擴張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2020年的資料顯示，有45%二十五歲的女性已經或即將從四年制的大學畢業。相較之下，男性只有36%。女性的大學畢業生人數並非總是遙遙領先。長時間以來，因為各種的因素，女性上大學和從大學畢業都面臨很大的挑戰。1960年，四年制大學的男女比例是1.6比1。但是自1960年代末期開始，事情開始有了轉變，到1980年，男性的優勢已經消失，女性從四年制大學畢業的人數正式超過男性。
不僅大學的畢業生人數屢創新高，女性還不斷設立更高的目標；她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積極地追求學士後的學位，以便取得更具挑戰的工作。2007年在經濟大衰退之前，有23%的女性取得最高的律師、博士、醫生或MBA等的專業學位，比前四十年多出40%，男性的百分比則是四十年來都維持在30%左右。有計畫地取得長期、高薪和高成就感的女性不斷增加，這些持續努力的成就，也成為她們自我認同的一部分。
她們大多數都有小孩––––是自嬰兒潮以來人數最多的一群。80%目前40歲中期或晚期的大學畢業女性都至少生過一個小孩，領養小孩的則大約有1.5%。15年前，大約只有73%的大學畢業女性，在45歲左右時生育過一個以上的子女。換句話說，1970年代誕生的大學畢業女性較1950年代中期誕生的大學畢業女性有較高的生育率。現在50多歲，同時擁有成功事業和家庭的女性，較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包括凱莎．蘭斯．博頓斯（Keisha Lance Bottoms），麗茲．錢尼（Liz Cheney），譚美．達克沃斯（Tammy Duckworth），莎曼珊．包爾（Samantha Power）以及洛瑞．特拉漢(Lori Trahan)。
大學畢業女性不再接受只有事業沒有家庭的選擇，也不再滿足於只有家庭沒有工作。大體上來說，大學畢業女性希望在兩個領域裡都能成功，但是要達成這個目標除了需要在各種時間衝突上折衝協調，也必須做出許多困難的決定。
時間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我們每個人擁有的時間都相同，在分配時都要做出困難的決定。大學畢業女性企圖獲致家庭和事業成功的基本問題就來自於時間衝突。事業成功通常意味著在事業初期，你必須投入大量的時間，但這正好也是你「應該」生小孩的時候，享受家庭生活也同樣需要相當的時間。這些決策的後果深遠，而且很難回頭弭補。五十年前，一位成功的執行長和三個小孩的媽媽給後進的建議是，「的確很難––––但就去做吧!」
我們總是在做抉擇，像是參加派對或是讀書，選簡單的課或是較難的課。有些抉擇的後果比較重大，像是早點結婚或晚點結婚；讀研究所或直接工作；現在生小孩，以免將來生不出來；花時間在小孩還是在客戶身上。這些重大的時間分配的決定，從大學畢業女性拿到學士文憑時就開始了。
才不久前，結婚的年齡驚人的早。1970年前，女性結婚的年齡中位數是23歲，緊接著，第一個小孩隨即出生。早婚通常排除了女性繼續深造的可能性，至少在最初幾年。新婚夫妻通常會因為先生，而非太太的工作搬家。女性通常無法最大化自己本身的事業前景，她們會為了家庭的整體福利，犧牲自己的事業。
對於畢業於1940到1960年代的女性而言，遲婚是一種挑戰。一旦對象固定，且已發展出認真(和性)的關係，早婚是避免未婚生子的最佳保險。在一個沒有女性可以控制的有效避孕方式的世界裡，選擇相當有限。
1961年，避孕藥發展出來，而且經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核准，大量已婚的女性也開始購買。但是國家法律和社會習俗不允許把避孕藥賣給未婚的女性。1970年代左右，這些限制開始崩塌，給予大學畢業女性規畫自己生活的嶄新能力；第一項障礙消除了。她們可以報名參加耗時的學士後研究課程和訓練，婚姻和小孩可以稍稍延遲；她們可以先為長久的事業奠定一些基礎。
事情至此有了急劇的變化。1970年後，女性結婚的年齡逐年攀升，現今女性第一次婚姻的年齡中位數是28歲。
雖然時間限制的難題解決了，別的問題卻又隨之而起。學士後研究課程開始得較遲而且年限較長。例如在學術、保健、法律以及顧問等的專業領域裡，第一次的升遷時間不斷地被延後；時間的堆疊與拖延造成另外一個必須折衝協調的時間衝突。
十年前，人們的第一個升遷大約發生在三十出頭歲，近年來則延遲到30歲中晚期。人們無法在第一個升遷後––––不論是合夥人、終身教職或其他晉升––––再生第一個小孩，小孩經常會顛覆事業，而事業則顛覆女人生育小孩的能力。
時機稍縱即逝。對於想要有家庭的女性而言，等到三十歲中期再來生小孩，無疑會危及成功擁有小孩和家庭的機會。大學畢業女性試著用各種輔助生殖技術克服難關。最近剛滿45歲的這一群女性，擁有小孩的百分比驚人的高。出生率的上升並無法降低努力過卻失敗的女性的挫折感、悲傷和身體上的疼痛。對於那些成功的人來說，這也不代表她們可以一直保持她們的事業。
儘管困難重重，許多的改變都仍朝著正面發展，帶我們更接近女性的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和性別平權。女性更能掌控自己的生育權，婚姻較晚開始但維持得較久，女性現在佔大學畢業生人數壓倒性的多數，許多更進入學士後的研究課程，並且以名列前茅的成績畢業。她們成為許多最好的公司、組織和部門爭相徵聘的對象。那，然後呢？
就在女性的事業有機會茁壯長大，她又同時擁有小孩時，最終時間的衝突又會開始浮現；小孩要花時間，工作要花時間。即使最富有的夫妻也無法外包所有照顧小孩的工作，再說，如果你不想要養育和愛自己的小孩，何必要把他們帶到這個世界上來呢？
時間的限制下，夫妻之間最基本的協商就是誰要對家庭待命，也就是，誰可以在緊要關頭時立刻離開辦公室；這可以是雙親中的任何一個。夫妻平權的結果應該是各佔50%。但是家庭會因此付出多大的代價呢？很大!現今的夫妻，比以往都更瞭解這個問題。
隨著想要同時擁有事業和家庭的野心增加，大多數事業的某個部份變得更清晰可見、更加的關鍵。工作，對於許多在事業軌道上的人來說，是貪婪的。能夠加班，同時在週末，甚至夜晚也願意工作的人，待遇要多很多––––多的程度，如果換算起來，就連時薪也相對變高了。
貪婪的工作（Greedy Work）
工作的貪婪(the greediness of work)意味著，有小孩的夫妻或者有其他有照顧他人責任的人能夠因分工（specialization）而受益。這項分工並非意味著將時光倒回到《天才小麻煩》（Leave It to Beaver）男主外女主內的世界。在這裡的分工，女性仍舊可以追求較有挑戰的工作，但是夫妻之一必須要有一方對家庭隨時待命，在片刻通知之內，就隨時可以離開辦公室或工作場所。這個人的職位要比較有彈性，而且通常不會被期待在晚上10點回email或辦公室打來的電話。這個人也不需要因為購併案（M&A）而錯過小孩的足球賽；另外一方則必須完全相反的，對公司隨時待命。不同的分工對於升遷和加薪的影響潛力顯而易見。
專業人士和經理人的工作一向都是貪婪的工作。律師一向是焚膏繼晷；以智力產出受評斷的學術研究者，經常通宵達旦地思考，鮮少在一日將盡時就關閉其大腦；而大多數醫生和獸醫也都有過一天24小時，一週7天（24/7）的待診經驗。
自1980年代早期開始，貪婪工作的價值隨著所得不平等而增加，所得分配最頂端的人，收入急遽增加，跳得最高的員工得到最大的獎勵，最需要長時間和最沒有彈性的工作，待遇不成比例的高，其他工作的待遇則停滯不前。過去幾十年來，原本女性就較難進入的工作領域，像是財務金融等，正是薪資增加最多的地方。從頭到尾追蹤案子發展、負責困難的模型、參加每一個會議和深夜晚餐的私募股權合夥人，最有機會拿到豐厚的紅利和夢想的升遷。
儘管女性的資歷和職位有改善，但是貪婪工作的出現導致所得不平等的加劇，可能是男女大學畢業生的待遇差距卻不見改善的原因之一，也可能是1980和1990年代初期，大學畢業生性別待遇差距較整個母群裡男女待遇差異較大的原因。女性力爭上游，卓然有成，但是卻在待遇平等上遇到強大的漩渦。
貪婪的工作也意味著夫妻平權會因為家庭整體收入的原因而被拋棄。當夫妻平權被丟出窗外的同時，性別平權也難以為繼（同性伴侶除外）。我們繼承的性別規範以多種方式得到強化，讓我們將較多的育兒責任分配給母親，較多的家庭照顧責任給成年的女兒。
我們可以來看一對我認識的夫妻伊莎貝爾（Isabel）和盧卡斯的例子。他們倆位都擁有大學文理學院的學位，也都繼續進修得到資訊科技的碩士學位。他們兩個同時受雇於一家，我們姑且命名為資訊服務（InfoServices）的公司。
資訊服務公司給他們每個人兩個選項。第一個，標準的工作時間，而且上下班的時間較有彈性。第二個，傍晚或週末可能需要隨時待命，雖然一整年下來，總工作時數不見得更多。為了要吸引願意在不確定的時間上班的人才，第二個工作的待遇要比第一個多出20%。公司選擇經理人時，也會以第二個人才庫為考慮對象。這是一個貪婪的工作，也是伊莎貝爾和盧卡斯起初的共同選項。同樣的有能力，同樣的沒有其他外在的責任，兩個人最初幾年享受同樣的工作職級和待遇。
接近三十歲時，伊莎貝爾決定她需要較多的彈性和空間，以便有更多的時間來陪伴生病的母親。她仍舊待在資訊服務公司，但是轉而選擇工作時數相同，但是上下班時間比較有彈性的工作。這個工作較不貪婪，但是待遇也就沒有那麼豐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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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與家庭：女性追求平等的百年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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