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修訂版）(精裝)

＜內容簡介＞ 深入民國政治與外交漩渦 揭開民族主義的隱秘潛流 民國是中國近代充滿動盪與變革的時代，民族主義作為一股重要的思想潮流，深刻影響了這一時期的政治、社會和文化。本書深入探討民國時期民族主義思潮及其與政治互動關係，側重的時段是民國建立後的十多年，詳論了北洋時期政局的動盪更迭、內政與外交互聯互動，既有風雲跌宕的歷史洪流，也有個體在大時代中的思想激盪。隱伏其間的民族主義思潮，是推動其時中國政治、外交等歷史進程的重要力量，並塑造出普通民眾的國家認同和民族意識，成為理解近代中國轉型的關鍵。 ★目錄： 自序 001 引論 帝國主義在中國：條約體系的文化認知 018 上編 亂世中的個人和群體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特殊表現形式：以胡適的世界主義 與反傳統思想為個案 047 救國抑或救民：「二十一條」時期的反日運動與「辛亥」 「五四」期間的社會思潮 089 中外矛盾與國內政爭：北伐前後章太炎的活動與言論 137 個人與國家：北伐前後胡適政治態度之轉變 173 中編 北伐時代的軍政格局 五代式的民國：一個憂國知識人對北伐前數年政治格局的 即時觀察 223 北伐前南北軍政格局的演變，1924—1926 266 國際競爭與地方意識：中山艦事件前後廣東政局的新陳代謝 334 地方意識與全國統一：南北新舊與北伐成功的再詮釋 382 下編 動盪時期的內與外 北伐前期美國政府對中國國民革命的認知與對策 425 李錦綸使美與中美雙方促進南北合作談判修約的嘗試， 1927—1928 450 濟南事件與中美關係的轉折 472 ＜作者簡介＞ 羅志田 四川大學歷史系畢業，普林斯頓大學博士，歷任四川大學歷史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現任四川大學文科傑出教授，著有《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國家與學術：清季民初關於「國學」的思想論爭》和《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轉折》等。 ★內文試閱： 近代百餘年間，中國多呈亂象，似乎沒有甚麼思想觀念能夠一以貫之。各種思想呈現出一種「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流動局面，可謂名副其實的「思潮」—潮過即落。但若仔細剖析各類思潮，仍能看出背後有一條潛流貫穿其間，雖時隱時顯，卻不絕如縷。這條亂世中的潛流，便是民族主義。 潛流者，看似虛而不實，卻也虛實兼具，有傅斯年所謂「無形而有質，常流而若不見」的意味。 就像「大海上層的波花，無論他平如鏡子時，或者高濤巨浪時，都有下層的深海在流動」，而「上面的風雲又造成這些色相」。水面的色相只是表象，而表象背後的動力不必是單一的，下層深處的流水和上面的風雲，皆不能忽視。卻也可以「即事見風，即實求虛」，以見之於行事的方式來落實劉咸炘提倡的「史有子意」。我們如果將晚清以來各種激進與保守、改良與革命的思潮仔細分析，都可發現其所蘊含的民族主義關懷，故都可視為民族主義的不同表現形式。 本書側重的時段是民國建立後的十多年，不論社會經濟還是政治軍事以及思想學術，既有很多延續，也有相當大的轉變。在所謂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全國政局顯得紊亂，被認為類似五代。於是出現與五代相近的時代要求，即嚮往統一，是北伐成功的一個基本要因。成立不過十多年的民國，實際再次改朝換代，帶來比辛亥鼎革更大的變化。民族主義在其間的能動形態，有頗具特色的表現。而其對政治的影響，也相當顯著。 一 從廣義的文化視角考察民國政治與民族主義相關的歷史現象，或能增進對這一動盪時代的認識。本書所收各文，都多少觸及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一些面相，又都與民國政治相關，故定名為「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從篇目看，全書略呈「由虛入實」的意味，前面幾篇探討的更多是相對廣義的政治行為，後來就逐漸進入比較狹義的政治史，側重政局、軍事與外交。 自清季中國新史學提倡「民史」以來，以「君史」為表徵的政治史至少在意識層面曾被拒斥。梁啟超在1922年提出，當時中學國史教科書及教授法的主要缺點，是其內容「全屬政治史性質」，而將「社會及文化事項」視為附庸。其實，不僅「政治史不能賅歷史之全部」，根本是「舊式的政治史專注重朝代興亡及戰爭，並政治趨勢之變遷亦不能說明」。他明確提出「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的建議，擬將全部中國史縱斷為六部，即年代、地理、民族、政治、社會、經濟及文化。其中後兩部的篇幅佔全書之半，而政治僅佔約六分之一。 這裏的「文化」本身兼有廣狹兩義，狹義的文化即作為六部類之一但又佔據較多篇幅的文化史；而還有一種廣義的文化是包括政治的。後者是一些時人的共識，胡適在大約同時也提出一種「專史式的」整理國故設想，主張「國學的使命是要使大家懂得中國的過去的文化史，國學的方法是要用歷史的眼光來整理一切過去文化的歷史，國學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國文化史」。他進而將系統的「中國文化史」具體分為十種專史，其中就包括經濟史、政治史和國際交通史。 在已經縮微的政治部分裏，梁啟超主張「對於一時君相之功業及罪惡，皆從略」；而「專紀政制變遷之各大節目，令學生於二千年政象，得抽象的概念」。這雖是針對中學生的有意省略，且有明顯的道德考慮（即淡化傳統政治中「機詐黑暗」的成分），然矯枉過正的傾向性仍太強。試想一部中國政治史竟全無「君相之功業及罪惡」，的確也只剩一些「抽象的概念」了，恐怕難以達到梁氏希望使學生產生興趣之目的。 不過梁啟超另為政治史留了一些餘地，在他所分的六部之中，「現行教科書中所述朝代興亡事項」全被納入「年代之部」。由於「一姓之篡奪興仆，以今世史眼觀之，殆可謂全無關係」，故這一部分「所佔篇幅不及全部二十分之一」。其意雖貶損，也算為「政治史」開一後門。而在其設計的佔六分之一的「民族之部」裏，「專記述中華民族之成立及擴大，其異族之侵入及同化，實即本族擴大之一階段也，故應稍為詳敘；而彼我交涉之跡，亦即形成政治史中一重要部分」。民族間的人我關係以及中外「彼我交涉之跡」，確為不論哪種意義的政治史和文化史中一項特別重要的內容，其所佔比重也反映出民初史學所受西方治史那「四裔」傾向的影響。 把上述內容加起來，政治史在整體史學中所佔的比重也低於四分之一，的確是面目一新的通史。這樣一種排斥實際政治的「民史」取向，頗與後現代興盛時的西方相類，可以說是走在世界前面了。惟昔年中國新史學的「民史」是說得多做得少，在相當長的時期裏，包括近代史在內的中國史仍以政治史（逐漸延伸到經濟史）見長。只是到了近二十年間，關於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的史學論著開始減少，而以思想、社會和學術為主的專門史逐漸興起。這裏既有學者的自覺努力（即有意彌補過去所忽略者），也受到海外學術發展的影響，可能還隱伏着傳統的某種再現。 在政治史幾乎成為史學「普通話」的年代，各專門史在保全各自的「方言」層面多少帶點「草間苟活」的意味。今日政治史雄風不再，即使研究政治的也往往摻和一些其他專門史的「方言」風味，常把政治放在文化與社會的大框架中進行論證分析。竊以為這是一個好現象，蓋任何「新」領域的探索都可能使學者對一些滑向邊緣的既存領域產生新的認識。部分因為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影響，權力意識已有力而深入地被引入各專門史之中（在性別、族群等新興專門史中尤其明顯），這些專史所提供的新權勢關係很可能改變我們對「政治」的觀念，從而導致政治史這一過去積累豐厚的領域再次「復興」。 其實近年政治、外交等專史的淡出多少也因為一些學人的邊界和門戶意識太強，非此即彼，不免存在西人所說倒洗澡水連同小孩一起倒掉的傾向，而忽略了文化、社會、思想、學術等與政治之間那千絲萬縷的關聯。尤其中國士人重視政治的傳統在近代不僅沒有減弱，甚至有所增強—處理從頭髮到腳的身體，便一直未曾離開政治的關注，常呈現出泛政治化的傾向；就連「讀經」和講授「國學」這類看似「迂遠」之事，也每一「出現」就受到廣泛的社會關注，引起許多爭辯，往往牽連到國家民族的發展走向等重大問題。可知近代中國能「脫離政治」的課題其實不多，若沒有堅實的政治史基礎，治其他專史也很難深入。 而梁啟超和胡適當年「以文化史代政治史」的設想雖未免有些矯枉過正，卻也提示了一種從文化視角考察、認識和分析政治的取向。蓋邊界明晰的學科認同原非治史的先決條件，不論史學各子學科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存在「合理性」，各科的「邊界」多是人為造成並被人為強化的。史學本是一個非常開放的學科，治史取徑尤其應當趨向多元；最好還是不必畫地為牢，株守各專史的藩籬。《淮南子·氾論訓》所說的「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睹北方；唯無所向者，則無所不通」一語，最能揭示思路和視角「定於一」的弊端，也最能喻解開放視野可能帶來的收穫。 低音和高音、潛流與顯流，本是互緣共生的。前些年風靡一時的新文化史研究，既解放了各種各樣被遮蔽的潛流，卻也可能使一些潛流在放大中走向了失真。民國早期文化與政治的關聯互動程度，中央與地方、內政與外交的多重糾纏，遠比我們以前所認知的要複雜得多。本書的三個部分雖各有側重，其實互為背景，共同描繪一種劉咸炘所說的「風」，為近代的個人、群體、結構和事件建構一個民族主義的背景音，俾可對雲譎波詭的民國政治有更深層次的理解和認識。 政治史的一度淡出當然和更大的時代變化有關，而變動的時代又為政治史的再起提供了可能。近年又經歷了一波熱議的民族主義，有着深切而未必著明的能動性（dynamics）；其盈虛消息，隱顯不一，表現形式也五光十色。本書所涉及的帝國主義在中國和民族主義的現實影響等主題，如今仍依稀可見。2022年及以後的讀者，對「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或許有特別的期待。他們以今日所見所聞所傳聞去理解民國，多半會有與前不同的「經世致用」效果。這就遠不止於政治史的復興，更也可能是不同凡響的政治史復興。 二 民初中國權勢結構的一個特徵，即外國在華存在（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那或隱或顯的控制力量，在中國政治中起着重要而直接的作用。民族主義在中國政治中的能動表現，入侵的帝國主義既是因也是緣。外國在華存在的地位因而相當特別，語境和文本兼具—既是政治鬥爭的大環境，也是政治行為的參與者。故本書的引論考察自西潮入侵以來的中外格局，特別是不平等條約體系形成後對中外關係和中國政治的影響與制約。 怎樣認識帝國主義對近代中國的侵略，是曾經論述較多而一度淡出，近又有些復興的議題。過去的研究明顯側重於實施侵略一方，而相對忽視侵略行為實施的場域以及侵略在當地的推行（通常述及被侵略地區的僅是一些特定的「反帝」活動）。實際上，正是中國的當地條件，制約了帝國主義侵略的方式和特性。 外來侵略者通過條約體系內化為中國權勢結構的一部分，又依「例外法則」在中國形成一套與西方基本價值時相衝突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故這些西方代表在中國表述着「西方」，卻又不完全等同於「西方」。列強既要中國實行改革以維持西方標準的「正常」秩序，其自身又是與西方標準相異的中國秩序之構建者和維護者，扮演着改革推動者和既存秩序維護者的雙重角色。從文化視角考察帝國主義侵略所及區域的內部因素，兼及其與外部因素的關聯互動，是認識和理解近代中國政治的基礎，也可以增進對中外關係的理解。 本書的主體內容是從「二十一條」到北伐，而前面一組文章探討一些個人和群體如何在亂世潛流中趁波逐浪，彰顯民族主義本身，以及國家與人民、內政與外事等基本要素在民族主義影響下的不同表現形式。一方面，即使狹義的政治活動，也生成和進行於更寬廣的社會之中；另一方面，隨着權力意識被引入各專門史之中，這些更廣義的政治活動和權勢關係也在改變我們對「政治」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