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國事天下事:杜月笙「恆社」風雲人物•章榮初三代人一百年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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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簡介
<內容簡介>
☆ 這個家庭的故事,是中國二十世紀一個縮影!
英資企業欺壓、日本侵略者逼害、國民黨官僚敲詐,從農村到大上海,從學徒到大老闆,你所不知道的上海資本家故事。
此書講述二十世紀的中國,一個資本家族由零開始學習經商,白手興家的發跡史,由筆者章濟塘的祖父章榮初為起點,看三代人的百年故事。
1918年的冬日,章榮初離鄉到上海,開展他的學徒生涯。後來拜師「上海大亨」杜月笙,成為「恆社」常務理事。撐過上海淪陷,也捱過了日本侵華,一生縱橫商場,家族三代人,在中國商界留下足印。
一切由1918年冬日開始。黃浦江上,朝陽初升照高樓,章榮初(1901-1972),出生在浙江吳興鄉村,隨同鄉人乘內河小火輪到上海,東方第一大都市學生意。章榮初於1924年上海發跡,三十年代起,其企業成為上海十大紗廠之一。1933年拜師「上海大亨」杜月笙,成為「恆社」常務理事。一生縱橫商場,歷經三起三落,撐過上海淪陷,也捱過了日本侵華,在1947年赴台灣投資,恰逢「228」事件,鎩羽而歸,1948年出走香港,被「統戰」攜資返回上海,經三五反、反右、文革等歷次政治運動,1972年病逝。
章榮初長子章志鴻(1924-2008),出生浙江家鄉,畢業於上海著名教會學校聖約翰大學,1947年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碩士學位,1950年放棄博士學業歸國,文革遭受打擊,文革後任上海市機電局副局長,上海市政協委員,1984年派駐香港,任上海實業公司(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1990年退休移居美國。
章榮初長孫章濟塘,1963年中學畢業正值階級鬥爭高潮,被安排到新疆農場工作,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監督勞動九年,1981年移居香港。
這個家庭的故事,是中國二十世紀一個縮影。本書二十五篇文章,是作者2010-2020年間發表於內地報章雜誌,集成本書時作了文字整理。
★本書特色:
● 一份份當年因文革而無法面世的初稿,收錄昔日珍貴留影,還原這一百年中國私營企業家走過的路。
● 作者遍尋資料館,翻閱祖父的回憶錄,在茫茫書海中收集歷史碎片,那些上世紀大動盪時代的記憶,沉積在一張張舊照片中,記敍一個上海企業家三代的百年生活軌跡,側寫歷史的另一面,英資企業欺壓、日本侵略者逼害、國民黨官僚敲詐,從農村到大上海,從學徒到大老闆,你所不知道的上海資本家故事。
★目錄:
緒言
第一輯 以筆者祖父章榮初為主的家史
從所謂「杜公館」說起
章榮初學徒生涯
上世紀三十年代樣本背後的故事
1936 年上海商會選舉軼事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第一次印製
尋覓祖父的腳印
毋忘「八一三」
掙扎與盼望:一個上海企業家的抗戰自述
「青樹同學會」與《雄風》雜誌
建設家鄉 回饋故土
對得起故鄉,對得起自己
海納百川尋夢路
「大班」和「老闆」
第二輯 筆者父母章志鴻、馬璧如的往事記敘
一張八十年前的結婚證
紀念一位老伯
所謂「將軍私人遊輪」
上海實業:對外開放的窗口
遠去的記憶
第三輯 筆者本人的回溯
月是故鄉明
一個富三代穿越半世紀的記憶
冬日閣樓的陽光——記憶中的充仁畫室
張充仁一幅未發表過的油畫
走上空無一人的羅湖界橋
詩與遠方
山不轉水轉
編後記
主要資料來源
<作者簡介>
章濟塘
1945年1月出生於上海企業家家庭,12歲起隨名家學美術。
1963年高中畢業,因「出身剝削階級」被拒於美術學院。
1964年赴新疆建設兵團。
1966年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受「監督勞動」九年。
1981年移居香港,1994年移居美國。
1997年回歸香港,從事廣告平面設計至退休。
★內文試閱:
•緒言
本書是筆者於2011-2020年在中國內地雜誌發表的家史文章之合集,記敘一個上海企業家三代在這百年的生活軌跡,乃本世紀歷史的一個側面。
第一代章榮初(1901-1972),世紀同齡,出生在浙江鄉村小鎮,1918年隻身到上海當學徒,可說是第一代農民工,1928年創建中國第一家華資印染廠,1938年開設上海十大紗廠之一的榮豐紗廠。在他最輝煌的歲月,既是上海灘顯赫大老闆,也是青幫大亨杜月笙「恆社」的核心人物。1947年赴台投資,帶了一千紗錠機器,從香港前往台北,到達基隆時,恰是2月28日(「二二八事件」),輪船在基隆海面漂泊三天無法靠岸,鎩羽而歸。1948年秋章榮初出走香港,終受統戰,於1949年初返回上海迎接「解放」,1972年文革中黯然離世。
章榮初的長子章志鴻(1924-2008),成長於父親事業的黃金時代,四十年代後期留學美國,1950年9月和二百多名留學生登上「威爾遜總統號」歸國,同船有兩彈一星功臣趙忠堯、鄧稼先、涂光熾、羅時鈞等,文革中這些海歸學人幾乎無例外被打成美帝特務。章志鴻是新中國統戰下的一代資本家,文革後頗受重用,由上海市長汪道涵起用為上海市機電局副局長,後派任香港上海實業集團總經理,政協委員及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退休後移居洛杉磯。
第三代章濟塘(即筆者),章榮初長孫,抗戰勝利前夕1945年初出生上海,自幼從名師學美術,六十年代初階級鬥爭高潮中因出身被拒於美院校門,參加支邊新疆農場,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十四年,1981年移居香港。
筆者退休後撰寫的這些文章,所據主要是章榮初和章志鴻撰寫的回憶錄。1963年章榮初應政協文史部門之約,著有一部十五萬字回憶錄《我在舊社會的三十五年》(因文革未出版),詳盡記錄他在三四十年代的經歷,是民國時期大陸私營企業家留下的唯一一部完整自傳。筆者身為上海資產階級一員,記述家族走過的路,相信無人可替代。
本書二十五篇文章,各自成篇,分別刊於內地多份雜誌報章,內容難免有重疊,現集為一冊,筆者作了文字整理,還原這一百年中國私營企業家走過的路。
有人問,你祖父在「解放」前夕返回上海,你父親「解放」初由美歸國,結果經歷了諸多磨難,一定後悔莫及。我要說的是,沒有誰,比和國家患難與共的一代更愛自己的祖國;沒有誰,比與民族共度艱辛的一輩更愛自己的民族。中國近代民族企業創業者,從一開始就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相連。拳拳愛國心,錚錚報國情,「實業救國」絕非一句空話,這是膚淺的階級鬥爭論信奉者無法理解的。
在動盪大時代,家庭離不開國家,家事離不開國事,每個人的命運,都和國家存亡息息相關,和民族大局切切相連。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故名之「家事國事天下事」也。
2020年8月15日記於香港聽雨軒
•摘文
從所謂「杜公館」說起——章榮初實業救國之路
紹興路之為文化街,已是上海人共識,這條百米小街,至今依然梧桐婆娑,綠樹蔭翳,不像其它馬路高樓林立,面目一律。紹興路的媚力,恰在這蔽空濃蔭下的書香,鬧中取靜的幽雅。
從香港回上海,航機刊物介紹上海旅遊點,「紹興路54號」的標題跳入我眼,在紹興路度過童年的我,倍感親切。看下去不禁笑出來,現在那裡叫作「笙館」,說是「海上聞人」杜月笙的故居。更多傳言稱是杜先生四姨太或五姨太或九姨太的住處,更有說是「有人送給杜母吃素念佛」之處。以訛傳訛,無奇不有。
其實,這是我家舊居,我的出生地。
紹興路54號,原為美國領事館興建的僑民俱樂部,1940年落成後因戰事未使用就出售,由我祖父以四千兩黃金購得,直至1952年成為上海人民出版社社址。
—.—
創實業民族資本 鬥外資三起三落
我祖父章榮初(1901-1972),名增驊,字榮初,祖籍浙江省湖州荻港。荻港章氏名人輩出,如民初外交家章宗祥,中國地質學先驅章鴻釗,教育家章開沅等。章吳兩姓為當地望族,民謠稱:「章百萬,吳無數。」直到現在,以石板鋪設的荻港老巷,橫鋪的是吳家所鋪,直鋪的是章家所鋪。(《吳興荻港章氏五修家乘》2010)
到我祖父在菱湖鎮出生時,家道中落,景況清寒,他只讀過五年私塾,十四歲就在父親開設的土絲行打雜幫工。1918年冬剛滿十八歲,身揣兩塊大洋,跟姑夫到上海打工。
中國工業現代化與農村與土地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直到今天依然如此,章榮初就是一個二十世紀初的農民工。
不知是個人幸運還是社會風氣所然,章榮初在學徒生涯遇到一個好老闆,每天店舖打烊後,老闆督促他寫大小楷十張,學珠算心算,教育他「客人乃衣食父母,做生意童叟無欺」。祖父一生重情義、知報恩,寫得一手好字,心算和記憶力極強,為日後創業打下紮實基礎。
十年辛勞,十年拼搏,章榮初從學徒工、布店夥計、合夥人,到自己創業。1928年買下上海楊樹浦華德路(現長陽路)十七畝土地,開設中國第一家華資印染廠—上海印染廠—此前英資綸昌印染廠獨家壟斷中國印染業。
當時的中國,國弱民窮,民族資本猶如巨石下的幼草,在章榮初拒絕英資兼併後,綸昌發起削價攻勢,兩個月內將出廠印花布從每匹四兩五錢白銀,降到每匹二兩八錢白銀,導致上海印染廠每日虧損一千兩白銀。1930年5月16日章榮初在《申報》刊登《告本埠匹頭業勿定外貨宣言》:「在此千鈞一髮的中國裡,大家需要覺悟了,我以十二分的誠意忠告諸位幾句話……將提倡國貨的心,常印在腦海裡。」1930年9月上海印染廠終於被英資綸昌壓垮倒閉,一個月後布價隨即被綸昌提高到每匹七兩白銀。
半年後,章榮初在上海商業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和銀行家郁震東支持下,重新站起來,1931年7月上海印染廠復工。1932年他買進隔壁五十畝農田,工廠擴大到紡紗、織布、印染,成為全能紡織廠。
面對中國民族資本的崛起,外資是不甘心的,綸昌財大氣粗,故伎重施,再次將出廠布價由每匹七元跌到三元七角(1933國民政府改革幣制,廢止白銀,改用銀圓),上海印染廠苦撐半年,1934年6月再度倒閉。
經過風雨飄搖的兩年掙扎,1936年又頑強挺立,易名上海紡織印染廠,更上一層樓,增加紗錠和機器,員工達三千多,成為上海灘最大紡織企業之一。可嘆1937年「八一三」日寇進犯上海,處在炮火下的企業終告結束,被日商裕豐紗廠接管。
十年間,三次倒閉,三次爬起,章榮初在1938年另設榮豐紗廠,終於在上海紡織業界站穩腳跟。
談起章榮初的往事,沒有誰,比和國家患難與共的一代更愛自己的祖國;沒有誰,比與民族共度艱辛的一輩更愛自己的民族。中國民族資本,從一開設就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緊緊聯接,拳拳愛國心,錚錚報國情,「實業救國」不是一句空話。用階級鬥爭理論來解釋社會,是無知而膚淺的。
—.—
找靠山拜師杜鏞 入恆社堪稱中堅
三十年代初的十里洋場,魚龍混雜,黑道白道橫行,即便有一定身價地位,依然如履薄冰。章榮初為了找個靠山,1933年初經黃炎培【註】推薦,拜杜月笙為師,加入了1932年成立的「恆社」。
杜月笙出身十六浦地痞流氓,拜青幫通字輩「套籤子福生」陳世昌為老頭子。1927年中共在上海建立第一支武裝,控制了上海市,蔣介石派陳群等潛入杜府,組織「中華共進會」,誘殺中共領導人汪壽華,發動「四一二」事變,鎮壓了中共武裝,令老蔣在政權之爭中脫穎而出。杜月笙獲封少將參議,儼然社會名流了。
「杜月笙現象」是特殊時代環境所造成,當年租界分治,各自為政,上海這個東方第一商業都市,竟沒有統一的法律、統一的管治,無政府狀態,造就了杜月笙這樣黑白兩道通吃、正邪左右逢源的勢力,憑杜氏「閒話一句」擺平各種社會糾紛、調停八方利益爭鬥,可謂「亂世出英雄」。
杜月笙為進入上層社會,需要改變黑幫形象,大弟子陸京士(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委員)提出在幫會之外,成立一個合法社團「恆社」,設立高門檻,入社者需具中學以上學歷,文職人員科長以上,文化教育界中學教師以上,軍人少校以上,或者擁有自己企業,如此一來,把杜的幫會弟兄全擋在門外。
恆社成員中商界佔百分之五十四,香港回歸後首任行政長官、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的父親董浩雲,香港立法會前主席、現全國人大常務委員徐麗泰的父親徐大統,九龍倉集團主席吳光正的父親吳紹璘建築師,都是恆社成員。恆社的核心是十九人理事會,其中九人為常務理事,杜月笙自任名譽理事長。1933年2月章榮初拜杜為師,加入恆社,1934年成為九名常務理事之一。(《恆社月刊》第10期,轉引自《上海青幫》上海三聯書店)
陸京士主持編寫的《杜月笙傳》有這樣的記敘:
恆社八百弟子中,各式各樣人物都有。……杜月笙常說他的學生子中有三匹野馬,他自己拉不住他們的韁。事實上則其言若憾焉,而心實喜之,因為這三匹野馬大有乃師之風,他從這三個學生子身上看到若干年前的自己。……三匹野馬跟杜月笙都很親近,洪雁賓這個招商局船務科長,根據杜月笙的說法,洪雁賓的法道比我還要大!……張子廉不在洪幫,卻替杜月笙擔任洪幫的聯絡者,僅此一點,可見張子廉噱頭不是一眼眼。
本事最大,手面最闊,尤能超過乃師杜月笙,上海人講究的三頭:噱頭、苗頭、派頭一概佔全的,首推杜月笙的愛徒,恆社中堅分子章榮初。(章君穀《杜月笙傳》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
「八一三」事變後,上海淪陷,杜月笙為避日軍迫降,經香港轉赴重慶,在上海留下他的親信萬墨林、徐采丞作他的代表,當時杜門有「內務萬墨林、外事徐采丞」的說法。
1938年章榮初在大西路74號(現延安西路)開設榮豐紗廠。原為獨資,徐采丞來參觀後,表示杜要入股,於是改為有限公司,杜出資三萬,徐采丞和徐寄廎也各出資三萬。章榮初乃奉杜月笙為董事長,兩徐、他自己和總經理韓志明為常務董事,杜月笙也因此成為中國紡織業聯合會理事長。(徐寄廎是杜月笙親近者,四十年代任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上海銀行公會理事長和上海商會會長。)
當時筆者父親章志鴻就讀上海聖約翰大學,母親馬璧如就讀東吳大學商科,外公馬久甫是浙江興業銀行董事經理,1943年春章榮初親自到浙興銀行,託浙興董事長徐寄廎作媒,向馬久甫提親,1944年4月8日筆者父母的婚禮在上海麗都花園舉行。
以章家當時的經濟狀況及社會地位,婚禮完全可以極盡奢華,但儘管華麗隆重,卻只有茶點招待,不設酒席。此一是蔣介石提倡節儉新生活運動餘韻,二是杜月笙帶頭的風氣。
杜家總帳房黃國棟有如下記載:「杜月笙的子女都已長大,五個兒子及一個女兒的婚事都在麗都花園舉行,只設茶點招待,每次來賓千餘人,花費還是很大。杜月笙六十壽辰,也在麗都花園舉行。杜要求節約,每席僅六個素冷盤和一大鍋光麵……」(《杜門舊話》《上海文史資料選輯》第54輯1969年)
婚禮上,馬璧如的伴娘是她表妹張錫瑾,其夫王光復—王光美的五哥—曾在武漢大戰中擊落九架日機的空軍英雄,當時是駐滬國軍空軍上校,1948年去了台灣,任台灣空軍作戰處少將處長多年,八十年代退休移居美國。抗戰勝利六十週年時王光復夫婦應邀到京,獲中國政府頒授「抗戰老戰士」勳章。度盡劫波,柳暗花明,父母和他們在達拉斯重逢,已是相別六十三年之後的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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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寇身陷囹圄 棉紡業黃金時代
「八一三」抗戰全面爆發,烽火四起,但日本尚未對西方宣戰,不能進入租界,租界成為淪陷區內的孤島,到1941年12月6日珍珠港事件之前這幾年稱為「孤島時期」,文化經濟畸形繁榮。
1938年10月榮豐紗廠開工,生意非常好,但處在日寇魔爪之下,朝不保夕。1939年10月,一個日本軍官來到愚園路章榮初家,自稱是極司非爾路76號的,這是日寇汪偽特工總部,章家人嚇得臉都白了,他要章榮初出面請法租界一位醫生出診。章榮初一聽就明白,這位醫生是抗日人士,當時日本人不能進租界,只有把醫生引出租界才能下手,章榮初對日本軍官說明天要去杭州,後天回來就致電醫生。日軍走後,他立即找地產方面的朋友,在法租界亞爾培路(今陝西南路)租了一所房子,全家動員,用廠裡幾輛卡車半天就把家搬到租界。
不久得知附近愛麥虞限路74號已落成要出售,於是以長子章志鴻之名,以「四百根大條」(四千兩黃金)買下來,這就是今天的紹興路54號。該宅正樓原只兩層,再加了一層,並在正樓後面的游泳池旁擴建一座曲尺形兩層樓房,供傭人住宿,樓下是廚房和洗衣房等。這樣的豪宅在當時上海,是相當顯赫的。章榮初又用二百五十根大條買下隔壁永嘉路25弄20號一幢舊式洋房,以杜月笙的名義,供杜的師傅陳世昌一家居住。兩幢房子毗鄰,隔牆開一小門可以來往,章榮初在杜門的地位就更特殊了。
抗戰淪陷時期,國民黨在上海的組織被日軍破壞,1943年底,國民黨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再度負命到上海,與第七戰區司令吳紹澍、軍統戴笠協調地下力量,1944年4月,萬墨林向章榮初提出在紹興路54號請一批銀行家吃飯,其實是吳開先、吳紹澍、蔣伯誠等,以宴飲打牌為掩護,召開國民黨敵後工作會議。到6月,吳開先被叛徒告發,國民黨在上海的電台被日軍破獲,萬墨林等人被捕,章榮初受牽連被抓進日軍憲兵隊。他的回憶錄寫道:
一個日本憲兵坐在中間寫字檯椅子上,對面也有一隻椅子,日本人把電鈴一按,對面的椅子就動起來,我知道這是電椅子,一會兒來了幾個日本人,拿來十幾塊夾板和許多繩子,把我拖到椅子上去,我硬拼住不肯坐上去,正在這緊張時候,忽然門口來了一個日本人,把門半開地對裡面日本人說了幾句日本話。坐在寫字檯上的日本人對我說:「你不肯坐是嗎?那就換個花樣吧!」他們幾個把我的兩隻手綁起來,腳沒有綁,在這個房間裡四角立四個日本憲兵,把我這個人當皮球拋,先把我拖到一個角裡的日本人旁邊,這個日本人就用力把我一拋,當然不出幾步就跌倒了,他們哈哈大笑,又來把我拉到另一角裡,交給另一個日本人再拋,我跌了十廿次。後來又把我吊起來打,這樣到了下午大約兩點鐘的時候,日本人把我放下來,叫我坐下來對我說:「已經決定了,明天槍斃你。你寫一張遺囑吧!」我說:「橫豎要死了,寫什麼遺囑。」他舉起手來很重地打了我一記耳光,就把我關到牢房裡去。
(章榮初《我在舊社會的三十五年》手稿)
章榮初畢竟不是國民黨人,徐采丞花了三十根金條(三百兩黃金)把他保出來,在回家路上,章榮初問徐:「吳開先也被抓了嗎?」徐采丞笑說吳開先是不會抓的。徐采丞奉杜月笙命留在上海,開設「民華公司」,將上海的棉紗紙張等物資運往重慶,再將後方的桐油牛皮運來上海,大發國難財,利益歸杜月笙和戴笠兩人。章榮初不解日本人怎麼睜眼閉眼讓他們進行這樣的戰略物質交易,徐透露日寇知道杜在中國政界舉足輕重,要拉攏杜,進而勸蔣介石放棄抵抗,對日投降,因此允許徐以生意為名保留一部電台和重慶聯絡。因蔣介石、杜月笙堅決抗日,日寇始終未能得逞。
萬墨林在極司非爾路76號特務機關受了重刑,更被76號偵緝隊長漢奸吳四寶敲詐了幾十萬,後經潛伏在日方的唐生明等疏通釋放後,無法在外面活動,在紹興路章家隱居到抗戰勝利。
抗戰勝利後,首先進入上海的是美國空軍,章榮初包下「偉達」、「祥生」兩家飯店,辦起「章氏招待所」,免費接待美軍官兵。美第七艦隊進駐上海,司令金凱德四星上將(Admiral Kinkaid. C.I.C.)代表美國政府到章家致謝,章榮初在花園草坪設宴招待盟軍,陳納德將軍到上海也來拜訪章榮初。蔣介石得知後,送了一張親筆簽名照片給章榮初。
1947年初,解放軍節節勝利,蔣介石要搜捕國民黨左派領袖李濟深,李的幕僚李乙尊(京劇程派藝術傳人李世濟的父親)要求章榮初幫助,李濟深在紹興路54號躲避月餘,期間李患盲腸炎,章榮初請上海最著名的外科醫生任庭桂在家為他動了手術,將他秘密送往香港。
被日寇霸佔的上海紡織印染廠收回後,改為榮豐二廠,與大西路榮豐一廠合併為榮豐紡織廠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註冊資本法幣一百億元。
抗戰勝利後的幾年,經濟迅速恢復,紡織業連番增長,據「蘇浙皖京滬機器紡織工業同業公會」1945至1949年初的統計,榮豐紗廠資產在上海紡織企業排名第五位(《近代上海棉紡織業的最後輝煌(1945-1949)》王菊著,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48年上海有大中企業一百零一家,其中紡織企業三十四家,上市公司二十一家,榮豐是上市企業之一。(《上海工商經濟史料》)中國民族資本的力量,積聚了近百年,終於在四十年代後期造就了曇花一現的黃金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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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青樹致力教育 報桑梓建設家鄉
前面說過,中國民族企業家的根在農村,章榮初1918年到上海,1928年開辦企業,實業剛起步,已「迫不及待」報恩鄉里,回饋桑梓。1933年在家鄉菱湖購地二十畝獨資創辦了青樹小學,他在《改進菱湖鄉村的設施和願望》一文談到自己的心願:
我國是農業國家,社會和民族經濟的基礎,是完全建立在農村之上,因此農村經濟的衰落,是我們目前最嚴重的社會問題,近來全國上下,都憬悟到復興農村的重要。……我們為大多數勞苦群眾去謀生活的安定,子女的撫育,是我們應盡的責任。因此,我是抱着改進農村的願望,從故鄉菱湖做起,以我的全力和全部私產,作為改進鄉村的一切設施和經濟後盾。……對於金錢,我是抱定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主張。
青樹小學七百多學生完全免費,貧困學生更給予獎學金,為不忘國恥,校內道路命名為「九一八路」、「一二八路」、「五卅路」等。林森題校訓「誠毅」,陳立夫題辭「宏開廣廈」,王世杰題辭「桃李成蔭」,潘公展題「青天白日,樹之風聲」,陳布雷題「樹人百年」。
但這樣蓬勃的教育事業,1937年11月日寇佔領湖州後,被日軍放火燒燬。
抗戰勝利,章榮初第一件事就是恢復辦學,購置四十三畝土地重建青樹學校,規模比1933年的青樹小學更大,同為菱湖人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上海市參議長潘公展任董事長。校舍由留德建築師吳紹璘設計。吳是蔣緯國在德國同窗好友,二戰後期回到重慶,成為杜月笙關門弟子,抗戰勝利後到上海,一直寄居在章家。章榮初抗戰後投資的工廠學校都由他設計,校園內一座章清儒的青銅塑像,是中國雕塑大師張充仁的作品,毀於1957年「大煉鋼鐵」。
教育事業外,章榮初更大力投資故鄉經濟建設,1945年他和潘公展聯名發起籌建「菱湖建設協會」。他說:「我務必為桑梓有所建樹,方無愧於先祖和後人。」
1946年起,章榮初共投下二百五十多萬美元,先後興建化工廠、繅絲廠、發電廠、醫院,創辦現代化農場,改良蠶種,無償向農民發放桑秧、抽水機等。
章榮初對家鄉的關愛可以從一些默默無聞的貢獻看出,三十年代以來,他重修了菱湖百分九十的街道,三十多座橋梁,建立了菱湖第一支消防隊,設置了五十個垃圾桶,每月提供城鎮清潔費十萬元。
黃炎培得悉章榮初的事跡後,為他寫下楹聯「忍人所不能忍,為人所不願為」。
中國最早的傳染病防治醫院「真心時疫醫院」,1908年由萬國紅十字會(中國紅十字會前身,盛宣懷為會長)設立在上海天津路316號,四十年代初,章榮初在附近的258號興建了他的企業總部豐業大樓,自此,時疫醫院的經費就由章榮初獨立承擔。抗戰時期中國紅十字會由蔣介石任會長,副會長杜月笙,1946年紅十字會從重慶遷回上海,成立理事會,章榮初為六位理事之一。
由青樹學校衍生出來的青樹助學金,1945年起由上海《新聞報》社長嚴諤聲、教育家舒新城負責,為貧寒大學生發放助學金,到1949年前共有四百多名大學生由青樹助學金資助完成大學學業,他們組織了由章志鴻為主席的青樹同學會,出版進步刊物《雄風》。「解放」前夕,青樹同學會有七十多人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湯恩伯下令逮捕章榮初,經杜月笙、潘公展出面周旋才得幸免。
交大共產黨員穆漢祥、三青團員史霄雯,在解放軍炮火映紅上海西郊天空的時候,被國民黨殺害,現在兩烈士紀念碑聳立在交大校園,1950年章志鴻由美國回來,特去祭祀,他們都是青樹同學會的菁英。
現在,菱湖中學(原青樹學校)是浙江省一級重點中學,青樹的故事在廿一世紀有了新的發展。當年一位揚州來上海的學子辛德俊,憑青樹助學金的資助完成了交通大學學業,1949年後他在香港船運業功成名就,他時刻記得章榮初當年「希望每位青樹同學在走上社會後都能幫助另一位青年完成學業」的囑咐,改革開放後幫助了幾位家鄉中學生赴美留學,2001年他出資委託美國加州金門大學教授趙耀渝女士辦了一個教育基金,致力幫助中國偏遠地區的教育事業,但這個基金沒有用辛先生自己的名字,他沿用了青樹的名稱,更延續了青樹的精神,這就是美國舊金山的「青樹教育基金」(Evergreen Education Foundation)。
2007年美國青樹教育基金來到菱湖中學尋根的佳話,在教育界廣為流傳,青樹精神永存,沒有什麼比這更令章榮初在天之靈寬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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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彷徨走避台港 歸上海迎接解放
1947年初章榮初攜資金和一千紗錠紡織機器赴台灣,吳紹璘同行,準備在台灣設廠發展,誰料他們此行恰逢「二二八事件」,在船上滯留三日,只得返回香港,斷了到台灣發展的念想。
1948年秋章榮初避走香港,是年李濟深在香港召集國民黨反蔣人士組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革),李為主席,宋慶齡為名譽主席,響應中共號召,準備北上參加新政協。
1948年12月23日李與章榮初一夕長談,訴以中共「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十六字方針,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次日李濟深與郭沫若等三十多位民主人士,以參加聖誕舞會為名,登上停泊在維多利亞港的蘇聯貨船,駛出公海直上大連。1949年2月10日,章榮初攜資金回到上海,迎接「解放」。
吳紹璘決定離開上海,蔣緯國給他一艘登陸艇裝滿吳的私人財物,吳乘飛機到台北,蔣告知他,一船財物被共軍擊沉,吳明知被蔣私吞,啞口無言,只得到香港。出生在紹興路54號的他獨子吳光正,後成為船王包玉剛二婿,1997年曾為香港第一屆特首候選人,現為香港九龍倉集團、會德豐集團等企業主席、全國政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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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購銷公私合營 大浩劫文化革命
「解放」初第一個經濟政策是統購統銷,農產品和工業品都須由國家收購,再供應市場,市場經濟開始向計劃經濟轉化。章榮初在四十年代建立起來的「農產原料—工業生產—市場銷售」一條龍體系,無法再運作,十四個企業全部陷於停工狀態。
1950年5月章榮初到北京向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李濟深申訴,李當即親書一函呈毛主席,隨後毛主席給李濟深回信,領袖的草書揮灑在中央人民政府信箋上:
李任公:
你的朋友章榮初的事我知道了,已告訴總理和一波同志,予以照顧。
毛澤東
李濟深字任潮,毛尊稱他「任公」,此信由章榮初珍藏,我見過,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
章志鴻在美國剛完成MBA,準備讀博士或就業,章榮初在國內獨力支撐深感吃力,只得召他回來。1950年9月章志鴻放棄在美讀博計劃,偕馬璧如及生於紐約的次子回國。
1951-1952年「三反五反運動」,資本家全是該痛打的老虎,章榮初十四個企業全部停工,焦頭爛額、走投無路,畢生最大的心血—建設家鄉—投資二百五十多萬美元建立的企業無法開工又不能解雇工人,不足三年就喪失殆盡。經歷過政治運動的人都能想像這是一種怎樣的境況,章榮初四次自殺獲救。1952年紹興路54號和隔壁陳世昌宅一起賤價由政府接收,所得二十四億人民幣(當時之舊幣,相當於現二十四萬)全部用於填補企業的無底洞。
1952年榮豐一廠被軍方接管成為軍服廠,後改為第七紡織機械廠,現為華敏世紀住宅小區和華敏國際商廈;1954年榮豐二廠公私合營,1966年改為上棉三十一廠,現為榮豐花園住宅小區。
1956年政府對民族資本家實行「贖買政策」,章榮初全部資產被「核定」為四百萬人民幣,按「核定資產」每年支付百分之五定息七年,1957年起每年定息二十萬元,1964年政府宣佈再加三年,後因文革而中斷,直到文革後才補發。
不斷的運動、不停的折騰,是當年的基本生活方式。文革期間章榮初被勒令到上棉三十一廠勞動,以六十七歲高齡,來回路程要四小時,在廠裡勞動八小時,打掃廁所、在車間收集下腳花。中午在食堂只許吃青菜,不許吃葷菜,有次一個老工人偷偷塞給他兩個肉包子,輕輕說:「章大班,想開點,身體要緊!」
1967年8月,由上棉三十一廠造反派頭目,王洪文「五虎」之一的黃金海,夥同上棉三十廠黃秀珍,在楊浦工人體育場召開上海第一次八千人大型批鬥會,主角是章榮初、章志鴻、榮鴻仁、榮漱仁、劉念義和上海市委統戰部長王致中、副部長趙忍安等,散會時,王致中帶緊兩步,走到章榮初身邊輕聲說:「章老,多保重。」
章榮初終於大病一場,1968年之後不再去勞動,但無日無之的外調,反複查問兩件事:青樹獎學金和章氏招待所。很多由青樹獎學金資助完成學業的大學生,後來都成為新中國重要的建設者或中高層幹部,按照階級鬥爭的邏輯,造反派有充足理由確信青樹獎學金和章氏招待所是國民黨特務機構。
文革前章榮初靠定息生活,文革中完全沒有了經濟來源,身體迅速衰退。1972年12月章榮初身患肝炎,當時富經驗的醫生不是去了五七幹校,就是戰戰兢兢,一名醫生為章榮初插導尿管,病房門口立即貼出大字報,批判這位醫生為資本家服務,在這樣的氣氛下,章榮初根本得不到應有的護理。12月13日凌晨,章榮初在新華醫院逝世,享年七十二。
要是沒有鄧小平同志帶領中國走出那個「越窮越鬥,越鬥越窮」的死胡同,要是沒有改革開放、改天換日,不要說我全家,就是整個中國,到今天也還在黑暗中掙扎。章榮初的時代過去了,但前輩的努力,前輩的願景,依然激勵我們去追尋、去完成。
祖父沒為我留下分文遺產,恰如他生前文章所寫:「講到子孫觀念,我敢說絕對沒有,金錢問題,決不留剩一分,使兒輩享受,總期取之於社會,悉數用之於社會。」他說過多次「與其積財於子孫,不如積德於子孫」的教導,深深銘刻在我心中,成為我人生價值觀的基石。
我是家族的長子長孫,兩歲半父母遠赴美國留學,我一直由祖父母撫養長大。在我中學時,祖父就經常和我說往日的故事,1963年上海政協文史部門要他寫回憶錄,我也是第一個讀者。
1964年我離開上海支邊到新疆建設兵團,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1968年我從農場逃回上海,祖父頹顏白髮,孤獨苦悶,我每週去陪他兩個下午,各地來外調的工作組天天要他交代過去的「罪行」,我也每每聽他的苦思和追憶。
今年是我祖父章公榮初誕辰一百十周年,《檔案春秋》約我撰寫此文,給了我緬懷先人,紀念祖輩的機會。
今天,中國再次抓住了歷史機遇,美好的前景又一次在我們面前展開,此時此地,回首一個世紀走過的道路,回顧這個世紀的反復和折騰,有助我們看清歷史,認清前路,成就前輩未竟之業,實現民族中興的理想。我想,祖父及他那代中國現代企業先驅的「實業救國」理想,正由後人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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